毛概课程的开设，对于大学生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毛概课程大学论文范文优秀7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谐校园建设》
【摘 要】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阐明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大力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原则、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校园；建设
2006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协调发展、制度建设、和谐文化、社会管理、社会活力、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的内容，立意高远，指导性强，是我党在抓经济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抓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党、我们国家和民族建设与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和谐文化建设，成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
一、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意义
高校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和谐校园与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政府一样是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和谐校园难以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讲，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有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与问题，教育是其中一项，特别是教育公平问题尤为受到社会的关注。高校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任务，没有和谐的校园是不可能的。和谐校园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试验场和样板间。
二、建设和谐校园应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学校的生存靠质量，好的教育教学质量来自本质优良，爱岗敬业的各个方面、各个专业的人。建设和谐校园为的是校园里的人，靠的也是校园里的人，只有把党政工作的重点放在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用好人上面，才能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和谐。
（二）坚持科学发展的原则
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必须把协调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在一定的时期集中优势资源于一点，求得重点突破，占领学术制高点，以此为基础提升学校的影响与地位，再牵动其它学科的发展是必要的。一旦有了突破就要借势发力，兼顾并带动其它学科，否则时间长了势必造成更大的不协调、不平衡，也就是不和谐。
（三）坚持制度建设原则
和谐的环境要靠和谐的秩序来维持，而和谐的秩序来自于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度建设是形成公平正义的根本，而公平正义又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必须重视制度建设。要以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主要管理内容，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四）坚持推陈出新原则
和谐是指在各种关系、各种利益、各种矛盾处于对立统一之下的一种动态平衡。如果这种平衡是非动态的也就是各自都不再变化，处于休眠状态，那么这样和谐是毫无价值与毫无意义的。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在解决了旧矛盾、旧问题后又出现了新矛盾、新问题，这才能发展，才能够进步，才能够维持新陈代谢，生生不息，不提倡无原则、无发展的和谐，和谐不是妥协。
（五）坚持共同建设原则
和谐社会涵盖全社会方方面面，而和谐校园也包含了学校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就像一张网，如果有一点缺乏，那么这张网也不会发挥网的作用。和谐是大家的事，那么就应该由大家来做，和谐就是大家都来说话，只有共同建设，才能够建设和谐的事业。
三、建设和谐校园的内容
建设和谐校园必须有相适应的校园文化作支撑。校园文化应包括以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在内的物质文化，以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在内的制度文化以及学校的师生员工共有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道德情感、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精神文化。校园文化集中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内在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可以折射出一个学校的传统、个性、意志，对外则体现一个学校的气质、形象，形成社会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校园文化除了继续抓好以建章立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断充实、提升制度文化外，还应该从生态校园、教学校园、健康校园等几项工程来继续加以深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建设。生态校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数字校园体现的是先进技术，健康校园体现的是以人为本。要用文明、自然、先进、健康构成校园文化的主旋律。
（一）生态校园
与地方政府共建学校环境绿化、美化工程，既能成为专业学科的科研与实习基地，又能成为地方政府的生态示范工程。一举三得，集约化投资，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先进技术的生产者、传播者，也应是示范者，推广者。
生态校园建设内容包括：①节能、环保材料使用。②废水、垃圾处理与应用。③自然能源利用。④人工湿地，营造小气候环境。⑤生物多样性。⑥环境意识培养。⑦绿色办公。
（二）数字校园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及服务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范围程度及水平直接反映出一个学校的文化。学校应在硬件基础配备，信息建设及推广应用上下功夫。数字校园代表着学校管理者的追求、理念，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不断超越别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代表着先进、代表着文明，以身示范、推动潮流。
（三）健康校园
健康校园是和谐校园的重要基础，失去健康的校园是永远不会和谐的。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青年学生的体育工作和健康问题，并提出要把健康放在第一的位置上来对待，这是涉及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大问题。
四、建设和谐校园目标的实现途径
（一）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有关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指导和谐校园建设的各个环节
要形成风清气正、廉洁高效的领导作风；勤勉向学、志存高远的学风；德高学厚、爱生敬业的教风。将依法治校与民主办学相结合，树立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荣辱意识；倡导敬业、向上、团结、互助、知校、爱校、荣校的风尚；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平等互敬、尊师爱生、扶弱济困、谦和宽容的人际关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倡勤俭节约；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养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内部环境；大力宣传、普及、输出先进科学知识、先进文化、先进技术，服务社会，反哺人民，与当地政府和人民、与企业鱼水交融，休戚与共，形成和谐的外部环境。
（二）在和谐校园建设的过程中，要塑造出与校园和谐相适应的人本精神，那就是以“实”为魂
1、学生“五实”
（1）品德上唯实。不唯上，不唯书，有主见，有志气，有人格。
（2）作风上踏实。认真，不张扬，一步一个脚印。
（3）为人上诚实。言必信，行必果。诚恳实在，不矫言枉语，不哗众取宠。
（4）事业上厚实。宽口径、厚基础，知识面广，技能扎实。
（5）体魄上壮实。体质好，强壮、结实，心理健康，吃苦耐劳，有毅力，有韧劲。
2、教师“四实”
（1）坚实的事业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决心、有志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2）求实的科学观。学问上严谨，实事求是，不急功近利，不浮躁，远离学术不端行为。
（3）扎实的基本功。有较强的理论功底，较强的归纳总结、口头文字表达能力。
（4）充实的知识储备。愿意学习，会学习，不断充电，对新知识总是有兴趣，求知欲强，并能不断更新，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3、干部“三实”
（1）忠实。忠于职守，忠诚于事业，为了学校的利益、为了全体师生的利益有甘心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务实。工作作风务实，不搞花架子，不推诿扯皮，不高高挂起，不得过且过。办事高效，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3）朴实。服务真诚热情，待人纯朴、实在。表里如一，上下一致，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踏实做事，真实做人。
（三）不断探索和谐校园的发展机制
对大学运行状态进行即时调节，有效协调各种关系，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
1、动力机制
通过深化学校的一系列改革，不断增强学校办学活力，重点是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激发广大师生的创造力与工作激情，使一切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创造愿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创造活动得到全力的支持，创造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创造成果得到充分的肯定，以创造促和谐、以和谐促创造。
2、利益均衡机制
民不患贫而患不均。当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群体差异就会有消除差异的诉求，就会有矛盾，就会产生不和谐。所以，应该抓住广大师生的共同利益，减少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时要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证，千方百计让全体师生员工都能享受学校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3、公平机制
只有公平才能服众，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效率。高校中的成员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较强，所以应该保证校园内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只有在公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各类群体中消除隔阂与障碍，才能形成向心力与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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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理论成果，而且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理论源流和思想脉络，各有重点和逐步深入地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接续形成和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内容。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源流、脉络，有助于我们坚定思想信仰和提高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两次成功结合，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两大历史性任务。第一次飞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指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第二次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引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和中国人民达到小康。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半个多世纪的自立崛起，所完成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链条和逻辑演绎，说明两次飞跃是一个分阶段的完整过程。两次飞跃各自经历深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不仅决定了本身的成就，也为下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飞跃能否真正实现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同样取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适时国情的正确结合。
第一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具备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崭新的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同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条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提供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苏为鉴”、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成功地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重要的物质文明基础；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治国理政思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好；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统筹兼顾，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有力的精神文明基础。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
然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个主要问题局限和困扰着他的探索最终走上歧途：一是始终没有明确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始终沿用革命思维和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结果产生社会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而革命思维、斗争方式与过渡时期思想的融合，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使毛泽东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直至伤及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应该说，毛泽东的探索，初衷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开端是良好的。即使他的失误，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经验，留下了深刻启示。邓小平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创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深化，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伟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出现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发展主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应时代变迁和人民诉求，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经过30年的伟大实践，逐渐显现出存在价值和发展优势，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相应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相继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发展，取得了相互联系、步步深入的三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组成和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整体性，又有发展的阶段性。
邓小平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生产力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程度，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它用改革思维取代革命思维，用发展方式取代斗争方式。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那么，改革和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基本观点与最核心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前言： 随着大学生兼职现象的日益普遍，兼职风险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生兼职风险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分析大学生兼职现状、大学生兼职风险的类型、表现形式以及产生的原因，不仅能够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兼职风险，还能切实的保护大学生兼职的合法权益。
当前大学生兼职现象日益普遍，但是由于法律、社会、企业、学校以及兼职者自身等各方面的原因，大学生兼职存在巨大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为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兼职风险的类型以及产生兼职风险的原因，我们对在校兼职大学生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且结合社会、学校、企业、政府以及大学生自身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大学生兼职风险产生的原因，对切实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 大学生兼职现状调查
1.1大学生参加兼职现状的调查
针对大学生兼职现状与风险防控，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5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兼职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样本覆盖全校十三个学院，回收问卷465份，其中有效问卷448份，有效回收率89.6%。
在被调查对象中，共有189位同学曾参加过兼职活动，占总体的42.2%。大学生兼职职业的排名依次是家教、发放传单、勤工助学、促销、业务代理、餐饮服务、调研、导游，其中有87.1%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兼职的职业与其所学专业基本没有联系；在兼职时间选择方面，接受调查的189位从事过兼职的调查者中，在兼职和学习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有58.5%的同学表示会放弃学习机会参加兼职，23.8%的同学表示会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仅17.7%的同学表示会放弃兼职选择学习，并且绝大多数的兼职学生对兼职收入不满意。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接受调查的448位同学中，有23.13%的同学认为参加
兼职活动对兼职学生的学业有非常大的影响，51.7%的同学认为兼职会或多少的影响到兼职学生的学业。
二 大学生兼职风险的类型
2.1显性风险
兼职的显性风险是指在兼职活动的过程中，兼职者面临的、具有外在表现并容易识别的对兼职者的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或事件。显性风险主要包括兼职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等方面，具体表现为成本风险、安全风险两个方面。
成本风险：在兼职中介市场上，由于目前中介行业混乱，常常出现中介公司在收取中介费后敷衍、搪塞，没能提供相应的工作信息以及中介抽取佣金过高，收取中介费后人去楼空等情况。
收益风险：一些用人单位经常拖欠工资，存在严重克扣工资的现象，或者等到大学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将兼职大学生辞退，滥用试用期；更有甚者，用人单位收取培训费、服装费甚至押金等费用后，却不聘用大学生，借此牟利。
安全风险：在兼职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患危害兼职者的人身安全。用人单位安排兼职人员从事高危工作，但是由于想要节约成本，而不做相关的保护措施；工作环境标准不达标，在高温、高噪音、高湿度等环境下工作等。对于女大学生兼职，还可能存在性骚扰以及性侵犯等危害人身安全的风险。
2.2隐性风险
摘要：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关键字：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
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
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 (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而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还有许多方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实现、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主张
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试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从经济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胜利地克服过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封锁等造成的困境。
从文化方面来看，毛泽东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泛地吸收、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立我{门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提出的“双百”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争论，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二、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提出的主要观点
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他认为，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另一方面，敌我矛盾也还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所以他提出，既不要混淆两类不同矛盾，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以为已经没有敌我矛盾，可以高忱无忧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观点，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党内，特别是党内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与此相联系，他一贯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国外的军事挑衅和种种压力。
毛泽东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研究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但他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开拓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发展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新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他的名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通过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肯定其居主要地位的有价值的方面，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浅析》
[摘要]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思想教育；监督体制
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身体力行，为正确而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过一系列艰辛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反腐败思想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他在总结执掌政权的经验和教训中，探索出了一条控制公共权力腐败，避免“周期率”重演的反腐败之路。
（一）思想入手，教育防腐，长抓不懈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腐败现象是少数的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剥削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因此，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上强调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意义。从井冈山时期的要求红军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坚决反对贪污浪费；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要求保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肃清贪官污吏；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主张思想建党优于组织建党。在进城前后，他又一贯坚持经常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因此，可以说旗帜鲜明的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腐败，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全党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所以广大党员干部形成了以党性自警、以廉洁自律的良好风气。始终不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整风整党，民主监督，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反腐败问题，主要是从党的建设角度来思考，也就是以党风问题来处理的。整风整党，就是不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借以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从而在思想深处筑起一道反腐败的防线。为此，中共先后于延安时期，1950年、1951年、1954年、1957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高级干部进行思想和生活教育，在全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思想和作风。
关于民主监督的思想，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在访问延安数日后，曾就廉政问题同毛泽东有过深入的讨论。黄炎培曾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腐败，要充分依靠群众，以民主的力量治理腐败。要实现民主治腐，就要强化监督。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讲道：“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说明民主治腐，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防腐思想的重要点。这种监督，一方面来自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3]毛泽东认为有了民主党派监督对我们更为有益。
毛泽东高度重视依靠人民监督，毛泽东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在党全面执政条件下，他认为没有群众监督，就不可能对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他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它本身无私利可言。他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4]共产党有毛病需要“内外夹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方针，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反映。
（三）从严治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从严治党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防止和克服党内发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的一些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进一步加强了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古人讲：“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西方学者霍尔巴赫指出“在不道德的国王统治下，恶德本身也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高度重视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搞好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方面的修养。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的光辉典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从不为其谋取私利。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党内多次强调谦虚谨慎，反对以功臣自居，搞特殊化。毛泽东极力主张干部低薪、勤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为这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1957年整风开始时，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地发扬起来。”60年代初，他又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进一步提出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严格要求。在经济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艰苦生活，给全国人民极大鼓舞。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党的建设和加强党员的修养的基本要求的，使我们党保持了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同心同德的血肉联系，毛泽东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党员干部群众，是对广大党员、干部防腐倡廉极大鞭策和激励。
二、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理性思考
（一）腐败寻因
毛泽东主要从腐败者个人的思想道德角度来寻找腐败产生的原因。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主义影响，毛泽东认为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共产党内少数人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了封建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是政治上革命意志衰退、进取心丧失所导致的。这种思考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毛泽东对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认识。可以说，腐败的产生首先应该是制度上的问题，邓小平就曾说“腐败的存在首先是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所造成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反方向。”[5]在现行的腐败寻因中我们应该关注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止住腐败产生的深层次条件。
（二）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廉政反腐实践，十分强调群众运动这个形式，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更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整风运动来惩治腐败。经验表明，这种运动形式，虽取得过一定成效，对腐败分子有一定震慑作用，但却暴露出不少弊端。毛泽东时期的群众运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大民主，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同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借助运动的声势、群众的力量，通过斗争、批判来防治腐败，将官僚分子、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一扫而净。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反腐败客观上会使我们忽视对制度上的重视，群众运动的方法缺乏一种有机运行的监督机制，而且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容易控制，反而会造成一定的混乱。而且在群众运动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和规范，当时法律法条的不确定性和一定意义上的“虚无性”，对整个社会没有形成有效的拘束力。可以说，群众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而只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们应该更注重监督体制的完善，法制建设的制度化，从制度上深层次防腐，从法律上严惩腐败。
三、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指导。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反腐防腐实践经验和教训总结，对现阶段党的反腐工作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道德教育常抓不懈，注意方式方法
思想教育是增强人们抵制腐败思想侵蚀，增强免疫力，增强法治意识，明确是非观念，从而提高人们反腐倡廉自觉性的根本措施。理想、信念教育，是为了保证党的性质不变，保证我国建设事业社会主义方向不变的必要措施之一，同时也是反腐败的必要手段之一。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我们党的法宝，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毛泽东廉政思想中居重要地位，对党的成长，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思想教育要常抓不懈，但要注意方法方式。邓小平曾说：“反腐败不是一次战役，要常抓不懈。”[6]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自律，它必须是本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需求，借助外力来提高道德水平的效果如何，值得我们考虑和反思。大字报宣传，铺天盖地，群众面对如此宣传会产生视觉疲惫和反感，必须重视在反腐败思想教育方面的方式方法。而且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进行思想教育防腐，只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调整、充实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二）坚持群众路线，完善监督体制
反腐败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廉洁的执政党，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反腐败要靠群众，但不能单一依靠群众。反腐败要靠法治，要靠党纪党规，要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我们解决了法仅仅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改变了以前“人治”，“人言代法”的状况，而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其关键在监督体制的建设和完善。监督是反腐败的关键，这种监督是建立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党内外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因此，要真正切实有效地解决反腐败问题，靠人民群众切实有效的监督，靠规范性法律的有效实施，靠健全的监督体制有效运行。
（三）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深化改革
反腐败要依靠教育和群众监督，更要靠制度上的健全和完善。邓小平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因此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深化改革。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使腐败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实现国家权力，管理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从而避免由于权力或管理过程集中于少数人而导致的权力腐败现象。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腐败问题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作出相应的防范对策。从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的结合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自己的原则立场和主要任务，始终坚决地同腐败作斗争。经过长期的探索和不断的努力，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廉政体系，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再次显示了这个拥有73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面对腐败的坚决态度。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这样的铿锵之词，首次出现在了报告中。胡锦涛说：“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7]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就会逐步脱离群众，就会有政息人亡的危险。以史为鉴，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反腐防腐对策，是新时期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源泉和行动指南，对现阶段的反腐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0：9。
[2][3]《八十年来》黄炎培文史资料出版社[M]。1982：148、149。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M]。1991：809。
[5][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38、333。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M]。2007：54。
《试论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研究》
[摘要]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自由观，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比自由主义更可取；它能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关键词]自由；理性；实践；权力；法律
自由是近代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爱憎的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主义“代替那现存着各种阶级独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由观
赛亚？伯林在《自由四论》中做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认为“自由”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主体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则主要考虑“什么人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做另一件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导出“自由乃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
自由是什么？马克思并未给自由正面下定义，只是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宪法关于自由的规定时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而且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因此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马克思把消极自由看成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是走出自我封闭的、建立在人与人结合的基础上的自由，是积极的自由。
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理性主义的自由观
马克思早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便指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是“理性的存在物”。而且他还认为“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通过对真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分析，马克思预见到人类最终的需要和贪婪，并设想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1]。马克思认为，大自然的规律一旦被发现就不费分文：“科学，一般而言，没有什么成本，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能妨碍它被利用”[2]。但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因此，恩格斯正确地指出：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是实践自由观
实践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内容[3]。马克思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说：“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异化是自由和自我实现最大障碍[4]；自由包含在异化之中，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5]。马克思说：“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6]。他强调，“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四、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有限权力的自由观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享有某种抽象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个人有能力、有资源享受这种权利[7]。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五、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他进一步论述道“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一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政治解放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法律就是自由的尺度，是自由的界限，是自由的界标。他指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言而喻，每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马克思认为起预防作用的法律是不存在的[8]。“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
自由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要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争取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同样把自由列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9]。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因此，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4、10、19、23、27、37、41、42、46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20、23卷。
注释：
[1]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74.
[2] Marx, Capital, vol. 1, p. 422.
[3] 张威，石海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4] [挪]G?希尔贝克，N?伊耶。。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19
[5] 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40.
[6] 马克思。国内危机[N]。德意志《莱茵报》，1842年12月9和12日，第343和344号。
[7] 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宋云峰。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04期。
[9] 杜光。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J]。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作者简介]赵航，（1989―），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工程大学纺织学院轻化工程专业09级本科生。姚建龙，（1986―），男，甘肃省庆阳市人，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