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文化主宰着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甚至是每个人的命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不同的文化对于各民族、国家、家庭以及个人的影响有所不同。
关键词：北朝；胡化；融合；服饰；饮食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14-01
“胡化”问题，在众多历史朝代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汉文化这一主流文化所起的同化作用，但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已入主中原，杂居于汉人之间，在空前的民族融合下，他们的文化习俗与汉族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相互渗透，这使得来自非汉族文化的巨大反馈作用，即所谓的“胡化”现象日益显现。它体现在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以服饰、饮食最为引人注目。
先从时人的衣着装束说起。服饰，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就象当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不论其汉化的多么严重，即使移居之后一些生活习俗、礼仪风俗都被其遗忘，但大多都保留有其鲜明民族特色的服饰。魏晋以前，人们或著上襦下裳，或著袍、衫等长衣服，著裤也仅为腿部保暖之用。北朝时可以说是因“胡化”影响，衣着向上衣下裤发展的转折期。北魏时，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十年（486）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飧万国”，甚至也曾明令禁穿胡服，用强制的手段要求人们改着汉人服饰。当然其目的很明显是想加速民族融合，巩固其统治基础，弥合“夷夏之别”。但事实的发展是否符合他的预想呢？屡禁不止暂且不说，直到东魏时期，史载这样一段对话：侯景曾问：“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议，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①这段讨论说明了北朝时 北周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服，而元旦朝贺，即服用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②北齐文宣帝高洋曾“散发胡服，杂衣锦彩”③。君王、大臣尚且如此，更何况百姓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更是没有任何约束，胡服流行程度可想而知。此恰恰又是上述观点的两条明显有力的例证。更有甚者，连萧梁陈庆之，在他北伐之际，亲见北方富庶、繁华，尤其是当时洛阳“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他因此而仰慕北朝文化，以至于回江南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④由此可见，胡服竟对敌对的南方政权中的士庶阶层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北方在服饰方面的“胡化”，便可推知一二了。女子的服饰也受胡服影响，南北朝时期的妇女日常穿着，是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但是下层妇� 裤褶在北朝妇女中更为流行，山西太原北齐张肃墓出土的女侍佣即著右衽宽袖大口裤褶。《西河记》曰：“西河无蚕桑，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裤褶。”到了隋唐以后，十六国北朝胡服的影响更加深远，汉族“上衣下裳”的服饰主流逐渐被其演化成“上衣下裤”，并逐步在汉族人民当中得到普及。
在饮食方面，五胡入主中原之前，西晋统治下的北方广大地区，一般家庭平日的饮食主要为素食，“灌圆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⑤，这是当时北方人民饮食生活的真实写照，说明以粮食和蔬菜为主的饮食结构是当时较为普遍的风俗，也符合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带来的西域文化传入中国，他们的饮食文化也随之而来，使北地饮食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北方各少数民族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北魏鲜卑族大致相同，“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⑥，因此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大体一样，食肉饮奶酪为其基本特征，当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统治北方地区之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大多抛弃了主要靠畜牧业生产的游牧生活，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他们“人食畜肉，饮其汁”的饮食习惯，反而让汉族受到影响，对自身饮食结构作出了调整。当然我们要肯定的是汉地农耕所得作物粮食和蔬菜对各少数民族饮食搭配的改善和重组，同时也不能忽视西域饮食文化为胡汉饮食文化融合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于是，酥油和汉族的茶饮相结合而成的酥茶或奶油茶 在当时的北中国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食物以肉、酪为主的习惯，影响到了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原汉世家大族的日常饮食，进而带动北朝广大地区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乳、肉成为各族人民都喜好的食品。崔浩著有《食经》一书，可以说《食经》就是当时北方名门大族崔氏、卢氏、郭氏、柳氏等家族饮食经验的总结。虽时至今日保存下来的只有崔浩的《食经序》，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食经》撰写内容方面的一些踪迹，例如食物的材料、菜肴的烹饪等。“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⑦，从崔浩家富有牛羊来看，其饮食模式当为典型的北方风味。王肃奉魏后，开始“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饮鲫鱼羹，渴饮茗汁”，可数年后在殿会上，“食羊肉及酪甚多”，孝文帝不解，肃答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⑧由喜食肉、酪这种饮食习惯在短短几年当中对王肃的改造，就可推知一般，确实胡族的饮食文化对汉人饮食变革起了不小的作用，使世人产生了汉胡饮食并重的观点。这种变化发生在南朝即可体现为东晋王导喜吃奶酪，王羲之爱吃胡饼，沈约被赐酥油，南齐虞《食珍录》所载烹饪名物“刘效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⑨等等。胡饼、奶酪、胡饭等少数民族饮食，经历魏晋以后，成为南北汉族人民喜爱的┦称贰＊
到了隋唐时代，匈奴、羯、氐、羌、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已经完全融合在作为统一国家中主体部族的汉部族里了。虽然汉族在此融合中处于主动地位，但我们不妨换位试想一下，这些胡族既已融入汉部族，其挥之不去的那些民族中所固有的特质，如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在汉族内部又能发挥何种作用呢？其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用确凿的证据，显示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经历了一个迁徙、杂居、联姻、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是胡人汉化，及与此同时的汉人胡化，这两条线索共同推进了北方民族融合的发展历程。
おげ慰嘉南祝
[1]北齐书・王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北齐书・文宣纪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洛阳伽蓝记・孝义里条 [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
[5]晋书・潘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魏书・祖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魏书・崔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关键词】：浅析；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概述
饮食文化受自然、经济、地理位置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不断发展。远古时期人类以生食为主，随之发展为熟食；烹饪技术由燎烤发展为蒸、煮、煎、炸等；饮食选材和菜系也不断丰富；饮食观也由“吃 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饮食风味也由闭塞的单一民族和地区融汇到如今的丰富多彩的饮食口味。
饮食文化包括三点：第一是食物的选材和加工。选材受季节、节日风俗、地域和食忌思想等的影响；加工又包括刀工和烹调技术，通过刀法可将食物分为条、片、丁、沫、丝等，其给人的视觉效果和口感截然不同，烹调方法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第二是就人类而言，饮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和社会各阶层饮食文化。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习惯和代表性的饮食菜系；宗教饮食文化典型有伊斯兰教忌食猪肉，佛教、道教的素食主义等；社会各阶层的饮食文化由物质基础决定，包括宫廷、士大夫饮食文化和百姓饮食文化等，各阶层在进餐时很讲究礼仪，也就形成了饮食礼仪文化。第三层次是与饮食有关的文学文化，包括历朝历代许多关于饮食介绍和文人对饮食的歌颂赞美的文学作品。
2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优越性
2.1 传统膳食结构可传承性
《素问·脏器法时论》：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是最早关于膳食结构的记载，也是几千年来的择食原则。传统的膳食结构以谷物为主食，肉类、水果和蔬菜为辅食，坚持低脂、高蛋白、高纤维素饮食。“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告诉我们谷类乃人类维持机体运动的基础物质。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平衡膳食观，合理搭配饮食。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中国传统膳食结构才是最科学的膳食结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报告了美国康乃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6年的合作研究结果：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与中国传统膳食结构密切相关，可见传统膳食结构的可传承性。传统膳食结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1]我们需矢志不移地坚持弘扬其优越性。
2.2 独特的烹调技艺 注重色香味
我国的烹调技艺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素以选料讲究、制作精湛、品种多样著称于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2]烹调技艺的精湛在于即使是同一种原材料，通过不同的烹调方法，也可以做成色香味截然不同的美食。我国传统的烹饪、调味技法堪称一绝，“烹”是指烹饪原料熟制成菜肴的操作过程，方式多种多样，其制作过程重在掌握火候，如清蒸鱼，火候不到则生，过火则老。而“调”则指原辅料的搭配和调味料的使用。通过调制，使菜肴美味可口、色泽诱人，《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调和之事，必以酸、苦、甘、辛、咸。其先后多少，其奇甚微，皆有自起。”调味料所需数量和加入的先后顺序都有讲究 。可见，中国传统烹饪技艺之细腻无与伦比。
2.3 医食同源的食疗观
“医食同源”，即“药食同源”。指用中医理论知识和饮食文化相结合，使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食物来调理身体、预防和治疗疾病。《黄帝内经·太素》：“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灵枢·五味》：“五宜：脾病者，宜食禾亢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等”。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出“凡欲治疗，先以食疗，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由此可知，“医食同源”并“寓医于食”的食疗观历史悠久，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食养论”，即注重饮食膳食平衡，使之有利于身体健康，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二是“食疗方”，即以食为药，以日常食物的一种或数种作为药用，以治疗疾病。三是“药膳”，以药配食，取一味或数味药物入膳。[3]中国的食疗药膳文化在历朝历代的总结思考下不断完善。关于医食同源和食疗的书籍数不胜数，医食同源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我们应当积极研究医食同源理论，传承其精华，真正达到饮食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2.4 食忌思想
“食忌”即 “忌口”，也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吃什么，怎么吃…… “苟全其身，须知切忌者矣”旨在告诉我们饮食禁忌的重要性。其包括配伍、季节、时辰、体质、数量等方面的禁忌。配伍禁忌如：黄瓜与花生同吃易腹泻；羊肉与西瓜同食会中毒等。 季节禁忌即春天不宜吃辛辣发散的食物，夏季应忌食肥甘厚腻，少食生冷之品，秋季应忌食性燥和大补之品，冬季不宜食油炸生冷之品，时辰忌如：“早上人吃姜，晚上姜吃人。”“早喝盐水如参汤，晚喝盐水如***。” 体质忌即中医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 [4]体质偏阳者应忌温热、辛辣助火之品；体质偏阴即阳虚型体质者，应忌食寒凉生冷伤阴之品等。数量忌即饮食有节制，不可过量，忌过饱。若不掌握一定的饮食禁忌知识、合理选择食物，则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食忌思想是历代人们经验和理论的总结，不容忽视，掌握食忌思想可使我们饮食生活更加科学、安全。
2.5 五彩缤纷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优越性的体现，其丰富多彩的饮食种类为传统饮食文化增添了色彩，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由农业、地理位置、食材决定。中国地大物博，各具特色的农业为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长期定居在大草原的畜牧业民族如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等以肉类、奶制品为主；居住在南方的民族如苗族、回族、白族、傣族等民族从事农业，其主食多为大米、小麦、青稞等，代表特色如竹筒饭，菠萝饭，五色饭等；少量三江平原的少数民族如赫哲族、鄂温克族、基诺族等以狩猎和渔业为主，其主食多为野生肉类、植物、鱼类，代表特色如杀生鱼、蝌蚪拌臭菜、松鼠干汤等[5]。此外，少数民族多嗜茶、酒，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的边疆高寒地区，喝酒可以防寒，因此大多嗜酒，我国是“酒文化之邦”，少数民族更有“无酒不成席”之说，各个少数民族以酒待客之道各不相同，酒种类更是形态各异，有青稞酒、槟榔酒、藤酒等；茶也是少数民族必备的饮品，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等。人们在食用各少数民族饮食的同时便能回味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融合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更具特色。
2.6 独具特色的菜系文化
菜系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区域表现，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地理环境、气候、食材、嗜好的真实写照。菜系由宋代“南咸北甜”到明代“京苏广三式”到清代四大菜系再到清末的菜（浙、闽、湘、徽、鲁、苏、粤、川菜）。地理环境对饮食选择很有讲究，蜀湘一带湿气较重、选择辣食能祛湿，故辣味菜是湘、川菜的特色；食材更是决定菜系的重要因素，临近江海湖地带则擅做海鲜、以鲜香闻名，如湘、鲁、粤、闽菜系，相反，山地徽菜以烹制山珍野味著称，苏菜发源地由于菜种丰富所以一大特点便是四季有别；嗜好是决定菜系的又一重大因素，湘菜追求原汁原味， 香、嫩、清、脆是其特色；徽菜更爱烧、炖、蒸，注重火候，善于保持原汁原味；苏菜选料严谨，爱好和注重制汤，保持原汁，追求鲜香酥嫩，重刀工、火候；粤菜技法、配料多样，追求鲜嫩爽滑浓；川菜重调味，以“麻、辣、酸、香”为主味，由此可知，菜系是各区域历史饮食文化的沉淀，赋予了传统饮食文化的多彩和丰富内涵。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发展中精华不断被人们所传承和丰富，作为新一代华夏子孙，我们应当积极去了解传统饮食文化，并将其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尝试不断探索创新以丰富其内涵。
[1]柯林·坎贝尔著 张宇晖译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J]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9）.
[2] 、[5]万建中，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27 -30；259-263）
【关键词】北宋；东京；饮食业；商业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全面地反映北宋京城社会生活的著作。其中描述的繁荣兴旺的饮食 当时的东京实为全国饮食业荟萃的重要场所，因而作者孟元老在序中说“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一、饮食业的种类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的著名酒楼就有72座。此外，经营的菜肴珍羞也有数百种之多。烹调技法有炸、馏、炒、爆、炖、煮、蜜、冻等30多种，曾一度将中原饮食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面食品种繁多。开封城内官员与平民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其制作可谓是五光十色，形式多样。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著名的面点有：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张家油饼等。面点的制作，运用了烤、炸、蒸、煮、煎等多种方法。此外，宋代开封城中面条的吃法也很多，一般的面条上面都浇有各种配料，如猪羊庵生面、鸡丝面、三鲜面等。
（二）羊肉食品畅销。开封城的肉食消费中，羊肉占的比重较大，其中多为宫廷食用。宋人认为，“人参补气，羊肉补形”。所以，贵羊贱猪成为了社会风尚，宫廷里“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是“不登彘肉”。市场上，据《东京梦华录》载，以羊肉为原料的菜肴随处可见。
（三）少数民族饮食风味流行。北宋时期，各地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影响逐步扩大，各地各民族的饮食也开始大量涌入开封。饮食风格上，兼容了南北风味。不少餐馆还挂出“胡食”、“北食”、“南食”、“川味”的招牌，以招揽客人。“胡食”主要指西北等地少数民族的肴撰，牛羊菜居多；北食主要指黄河流域一带的菜肴；“南食”主要指苏杭、淮扬菜；“川味”主要是巴蜀菜，也波及云贵。
（四）果子丰富多样。《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孟元老进行了专门介绍。事实上，果子是生果、干果、凉果、蜜饯、饼食的总称。市民对果子需求的增多促成了果子贩队伍的发展。《东京梦华录》记有银杏、栗子、核桃、松子等坚果。乾果有芭蕉乾、梨条桃圈等。蜜饯则有党梅、樱桃煎、人面子、嘉庆子等。甚至，东京都城节日上的点心和宴席上的点心也受到广泛重视，表明了社会安定。
二、饮食业的分布
北宋时期，饮食业堪称是东 东京的大街小巷遍布酒店，为当时最大行业，大型正店有七十二家，小酒店难以计数。纵观其分布状况，尽管散布广泛，但整体上大致呈区域集中的分布态势，并且形成了
州桥与相国寺一带，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商业发达，往来人数众多，这些良好的客观条件极大的推动了饮食业的发展，使其生机勃勃，潘楼街、马行街一带也是如此，街巷内有诸如 “铁屑楼酒店”、“得胜桥郑家油饼店”等首屈一指的酒楼和食店，可见当时东京的饮食业真可谓是“星罗棋布”，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了。
三、 饮食业的经营特色
北宋京都的饮食业主要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指固定的饮食店肆，包括酒肆、茶坊和食店；下层是指半固定的食摊和流动的食贩。但无论属何种类型，都十分讲究经营方式。
（一）饮食店肆的经营特色。这类店肆，尽管主营的内容不同，规模大小各异，但却有一些共同的经营理念。
1.讲究的店肆装潢。“门面”是一个店肆的招牌，起着先声夺人的招揽作用，因此行业主都十分重视门面的装饰。“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在八月“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店内的装修也很讲究，酒楼内“两廊皆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这些设计，既使顾客饱了口福又饱眼福。
2.灵活的经营方式。食店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常以特色食品来吸引顾客。一类是以专营一种食品而驰名的食店，如： “得胜桥郑家油饼店”、“曹婆婆肉饼店”、等；还有一类是为了满足僧侣和吃斋信佛的人们的需要，专门经营的素食分茶店。这些食店不仅经营着各自的特色食品，而且对于饮食服务和饮食卫生也相当重视。
（二）饮食摊贩的经营特色。饮食摊贩本小利薄，主要以下层百姓为经营对象，因此十分注重饮食的经营。
1.主营各种熟食小吃、果品和凉饮。东京城内的小食摊，虽不比那些大的食店，但所售的食品“物美价廉”，迎合了众多中下层人们的消费，因此生意十分红火。
摊贩们有时为了吸引更多的食客，还会散发一些果品点心；还有的摊贩去酒肆推销“果实萝卜之类”和各色干果，“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
2.食品的宣传与出售。繁华热闹的早市和夜市成为饮食摊贩们的最佳营业区，各种食摊都在此聚集赶场。食摊的流动性，一方面为他们赶往不同的闹市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如：“抢占摊位难，不能形成固定的消费群等”。因此摊贩们竭尽所能吸引食客进行售卖，最具特点的售卖方式就属“吆喝叫卖”、“器具吹打”以及“悬挂特种旗帜”，这些方式极易使人辨知摊贩们所售之物是何种食品。
总之，通过《东京梦华录》，可以看出“浮华使市民失去了朴素和粗广，他们的感情细腻丰富、品位较高”，更注重于生活的情趣。繁荣的饮食业不但活跃了市场经济，而且把传统的饮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使之承载着一个时代进步与繁荣的气息，这为后世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关键词 城市形象；定位；激情之都；扎根理论；重庆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9―0053―08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塑造城市形象已成为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不仅有助于展现城市特点和城市魅力，增强城市居民的凝聚力，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获取外部支持，如资源计划、财政投入、重大主题活动等，也有助于招商引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同时还有助于支持本市组织和个人开拓市场等。城市形象塑造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形象、次级形象和保健因素3个层次人手，其首要工作就是对整体城市形象和次级城市形象进行定位，它是城市形象塑造的核心。其中，整体城市形象定位是通过对城市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与发展趋势的分析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建立所有类属和类属关系，归纳出最能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的核心类属，它代表了城市的整体发展目标和对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而次级城市形象定位则是根据局部的城市特色和比较优势资源来确定，它是引导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城市社会文化、城市旅游等各分支领域的发展目标，也是支撑整体城市形象的关键要素。整体城市形象和次级城市形象都是能显著影响利益相关者感知的激励因素。而保健因素是指能使利益相关者对城市感到不满意，从而产生不良城市形象认知和反应的因素。这就需要对影响利益相关者体验的保健因素进行综合整治，不断改善城市的软、硬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消除“短板”与负面影响，有力支持城市形象塑造。总之，城市形象塑造是一个城市全方位的事业，绝不仅仅只停留在广告宣传上，它需要城市政府从影响利益相关者体验、感知和满意度的因素出发，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城市中的人、事、物等细微处着手，调动政府各级部门、企事业单位、市民的广泛参与和领会，真正建立一个让利益相关者满意的诚信、友爱、互助、和谐、优美、卫生、舒适、愉悦、快捷、高效、繁荣的现代城市。要做到这些，需要城市政府从城市形象定位、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城市“名片”、城市整体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包括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素养与城市文化营造、政府形象以及市容、环境和交通建设等)、城市形象整合传播以及城市形象塑造的组织与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
2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的现状与不足
重庆作为年轻的直辖市，拥有丰富的城市形象资源，但与东部城市和毗邻的成都相比，重庆城市形象塑造与推广相对滞后。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领导、在渝专家学者近年来一直高度关注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城市形象定位(见表1)，对塑造什么样的重庆城市形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上述整体形象定位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重庆的优势，但有些定位是一个城市的终极目标，如宜居城市，显然缺乏专属性；有些定位缺乏相应载体支撑，如神奇西部，而且西部的概念也过于宽泛；有些定位有雷同之嫌，如动感之城。从总体上看，整体形象定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城市诉求和发展目标不明确的缺陷。而次级城市形象定位则是根据经济、历史文化、科技、功能、环境、交通、旅游、休闲、消费、饮食等某一方面的优势来定位。在这些定位中，有的属于城市的发展目标或规划；有的属于城市名片，如桥都等，还上升不到次级形象的高度；同时，各次级城市形象定位太多，比如对经济的定位，就有11种不同的提法，交通有6种不同的说法。综上所述，目前重庆城市形象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位语，使得城市形象塑造缺乏整合性、持续性，难以在利益相关者内心产生一个稳定、积极的认知。为此。本文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实地访谈和调研，借鉴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科学确定重庆城市形象定位，并提出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供决策参考。
3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应充分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充分体现新重庆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与发展趋势，即有效连接重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第二，能很好地实现“新、旧”重庆的形象转换。“旧”重庆的城市形象主要体现在“山城、火炉、雾都、棒棒、脏话、环境‘脏、乱、差、堵’”等负面形象方面，因此，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一定要突出“新”字。第三，能清晰地表达城市发展目标，对当前和未来城市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第四，找准诉求对象，传递明确信息。第五，城市形象定位应符合真实性、专属性、导向性、美誉性和认同性等基本原则。
城市形象定位是一个将城市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等资料不断比较、思考、分析，转化成概念而建立理论的过程。因此，可以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Grounded Theory)。该方法是由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Strauss)提出，它是一种运用归纳方法对现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结果，是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而发掘、发展，并已暂时地验证过的理论。该方法的核心是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该过程既包含理论演绎又包含理论归纳。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是同时发生、同时进行、连续循环的过程，其资料收集方法与其他定性研究相同，而资料分析则要求严格。施特劳斯(strauss)将扎根理论对资料的分析称为译码，指将所搜集或转译的文字资料加以分解、指认现象、将现象概念化，再以适当方式将概念重新抽象、提升和� 该过程要忠实于资料，挖掘出资料的范畴，识别出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范畴间复杂交错的本质关系就是研究所得的理论。扎根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理论层次上描述现象的本质和意义，通过对多种文献资料的整理归纳得出比较规范的扎根理论。
4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的依据与选择
4．1 资料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收集了有关重庆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 与发展趋势、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现状、重庆城市形象塑造历程与现状、利益相关者对重庆城市形象的感知状况等资料，具体包括：(1)重庆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为课题组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关于重庆城市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咨询报告、相关政策和文件以及市领导的相关讲话稿等方面的所有资料；(2)课题组从comKI、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收集相关论文；(3)课题组通过搜索引擎收集重庆城市形象方面的言论、评论等；(4)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利益相关者对重庆城市品牌形象的感知与满意度的第一手资料；(5)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了重庆城市品牌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地域特色资源、民族文化特色、内部品牌、旅游景点等的形象；(6)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有关重庆城市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与期望的第一手资料；(7)课题组在资料收集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出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现状的资料；(8)课题组通过网络收集了重庆的历史沿革资料；(9)课题组收集了重庆城市资源与环境现状的分析资料；(10)课题组收集了重庆城市形象塑造历程，包括直辖前的重庆城市形象；直辖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活动，如城市旅游宣传、城市形象设计、城市雕塑设计、城市宣传活动、大型主题活动、城市“名片”等相关资料。
对以上资料进行整理、整合、质证，以确保资料真实准确反映重庆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与发展趋势，将最后待分析的资料命名为重庆城市资料记录(见表2)。
4．2 资料分析
4．2．1 开放性译码分析
开放性译码是指将重庆城市资料记录(见表2)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即根据一定原则将大量的资料记录加以逐级缩编，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并把资料记录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的过程。开放性译码的目的在于指认现象、界定概念、发现范畴。开放性译码遵循的是定义现象(概念化)挖掘范畴为范畴命名发掘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对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进行界定是为了确保从概念到范畴的提炼操作尽量科学贴切。重庆城市资料记录的开放性译码过程详见表3所示。
概念和范畴的命名有多重来源，有的来自文献资料，有的来自访谈记录，有的是笔者研讨的结果。概念和范畴的得出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为了找到最能反映资料本质的概念和范畴，需要在资料和概念、范畴间不断循环往复考察。通过对重庆城市资料记录的开放性译码分析，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28个概念和8个范畴。由于概念数量庞大且有交叠，而范畴是对概念的重新分类整合，于是范畴就成为后续分析的重点。挖掘出的8个范畴(A1－A8)分别是文化、美食、美景、旅游、休闲、时尚、品牌、经济中心。其中，文化(A1)深植于重庆独特的饮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中；美食(A2)是指重庆所特有的重庆火锅、渝派川菜、饮食品牌、饮食街等优势资源所形成的得天独厚的美食资源，素有“食在中国、味在重庆”之美誉，众多的美食企业已经实现全国甚至全球连锁，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美景(A3)是指依托流经主城的两江(长江和嘉陵江)，以及纵贯重庆主城的四脉(铜罗山、中梁山、缙云山和明月山)，形成了美誉度极高的国家园林城市，以及规划建设中的森林城市；旅游(A4)是指山水都市旅游、峡江生态文化观光、乌江画廊民族风情、世界文化遗产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休闲(A5)体现在丰富的茶楼、温泉资源和不夜城的痛快休闲方式上，拥有数量众多的温泉、农家乐、茶楼等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优美；时尚(A6)体现在特有的长江上游购物之都、充满活力的时尚理念、庞大的时尚消费市场等方面；品牌(A7)是指重庆有实力雄厚的工业基础，拥有全国数量较多的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行业标志性品牌、区域品牌，已初步形成了多个产业群，竞争力持续提升；经济中心(A8)反映出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西部重要增长极、国家重要制造基地和城乡统筹直辖市的发展目标。
4．2．2 主轴译码分析
主轴译码是指通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一典范模型，将开放性译码中得出的各项范畴联结在一起的过程。主轴译码并不是要把范畴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全面的理论架构，而是要发展主范畴和副范畴。换言之，主轴译码要做的仍然是发展范畴，只不过比发展其性质和维度更进一步而已。典范模型是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用以将范畴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挖掘范畴的含义。利用产生某个事件(主范畴)的条件、这个事件所依赖的脉络(也就是该范畴性质的具体维度指标)以及在事件中行动者采取的策略和采用的结果，有助于更多、更准确地把握该事件(主范畴)。因此，条件、脉络、策略和结果虽然也都是范畴，但都是与某一主范畴有关而用来帮助了解该主范畴的，故将其称为副范畴。
由于从相关资料中提炼出的概念基本代表了重庆城市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与发展趋势，是区别重庆和其他城市的重要元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前面的开放译码所得到的概念和范畴仅存在“资料一概念一范畴”的逻辑关系，不存在“因果条件一现象一脉络一中介条件一行动，互动策略一结果”的逻辑关系。为此，我们借鉴典范模型的思维方式，反复考虑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的实际需要，直接从8个范畴(文化、美食、美景、旅游、休闲、时尚、品牌、经济中心)中归纳出5个主范畴，分别是中国文化名城(从。)、中国美食之都(AA2)、国际山水旅游之都(AA3)、西部时尚之都(AA4)、中国品牌之都(AA5)。其中，“中国文化名城”由文化1个范畴以及饮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4个概念构成；“中国美食之都”由美食1个范畴以及重庆火锅、渝派川菜、饮食品牌、饮食街4个概念构成；“国际山水旅游之都”由美景、旅游2个范畴以及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山水都市、长江三峡、乌江画廊、文化遗产6个概念构成；“西部时尚之都”由休闲、时尚2个范畴以及不夜城、茶楼、温泉、长江上游购物之都、时尚理念、消费市场6个概念构成；“中国品牌之都”由品牌、经济中心2个范畴以及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行业标志性品牌、区域品牌、经济中心、西部增长极、制造基地、城乡统筹8个概念构成。
4．2．3 选择性译码分析
选择性译码是指选择核心范畴，把它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该过程的主要任务包括：(1)识别出能够统领其他所有范畴的核心范畴；(2)用所有资料及由此开发出来的范畴、关系等扼要说明全部现象，即开发故事线；(3)通过典范模型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联结，用所有资料验证这些联结关系；(4)继续开发范畴使其具有更细微、更完备的特征。根据城市形象定位的具体情况，本研究的选择性译码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1) 以城市历史特点、特有资源、现实优势与发展趋势作为选择核心范畴的依据；(2)核心范畴的选择必须具有真实性、专属性、导向性、美誉性和认同性；(3)核心范畴的选择应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城市对于特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吸引。
通过对归纳出的“文化、美食、美景、旅游、休闲、时尚、品牌、经济中心”这8个范畴的继续考察，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中国品牌之都”这5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原始资源资料记录进行互动比较、提问，发现“激情”是最能代表重庆个性特征的独特资源。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化名城”是对重庆独特的饮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概念的集中反映，它们诠释的是重庆充满激情的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中国美食之都”是对重庆火锅、渝派川菜、饮食品牌、饮食街等概念的集中反映，它们诠释的是重庆充满激情的“麻、辣”美食；“国际山水旅游之都”是对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山水都市、长江三峡、乌江画廊等旅游资源的集中反映，它们诠释了重庆独特、壮美的山水都市和三峡美景；“西部时尚之都”是对不夜城、茶楼、温泉、长江上游购物之都、时尚理念、消费市场等概念的集中反映，它们诠释的是重庆充满痛快休闲、激情娱乐、穿着时尚的生活品质；“中国品牌之都”是对众多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行业标志性品牌、区域品牌，以及打造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增长极、国家重要制造基地、城乡统筹直辖市等目标的集中反映，它们诠释的是“旺盛”的经济发展和创业激情。
因此，激情之都(从)正是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的核心范畴。它是对“文化、美食、美景、旅游、休闲、时尚、品牌、经济中心”这8个范畴和“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中国品牌之都”这5个主范畴的扎根。为此，可得到以下基本结论：重庆城市形象的整体定位就是“世界激情之都”(简称“激情之都”)；次级形象定位是“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中国品牌之都”。
5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为“世界激情之都”的受众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市民对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为“世界激情之都”的认同度，从2008年10月27日到11月17日，课题组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向有关部门和专家发放了征求意见稿；2009年4月17日，组织召开课题成果鉴定会；2009年5月18日，重庆市委宣传部针对本课题组织召开了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研讨会；同时，课题成果得到了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华龙网、大渝网等30多家媒体的报道或转载，并且在腾讯・大渝网设立了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的“评论区”和“投票区”，市民积极参与讨论和投票。现将调查结果整理分析如下：
5．1 政府相关部门对“激情之都”的认同度调查与分析
5．2 专家学者对“激情之都”的认同度调查与分析
接受调查和参加鉴定会的近20位专家普遍认同“激情之都”，主要原因是他们完整地审阅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或领导参阅。而参加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研讨会的11位专家，由于没有看到课题成果报告，因此，对“激情之都”的分歧较大，多数评论空泛、以偏概全、大而化之。本文把这些质疑观点归纳为三类：第一种观点是赞成用“激情”定位重庆城市形象，但对定位语中加入“世界”有异议；第二种观点是不赞成“世界激情之都”，认为其词义太抽象、宽泛、空洞等；第三类观点是建议用“两江文化名城、山水之城、英雄之都等”作为定位语。为明辩是非，课题组以“关于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为‘世界激情之都’的观点辨析”为题，对这些质疑的观点进行了逐一剖析，限于篇幅，将另行发表。
5．3 市民或网友对“激情之都”的认同度调查与分析
媒体把课题组的研究结论和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研讨会的专家意见在腾讯・大渝网上，并专门设立了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的“评论区”和“投票区”，市民积极参与讨论和投票。从投票结果看，“世界激情之都”的得票率最高，得到多数市民和网友的认可；从评论结果看，部分网友认为，“激情”这个词很容易从负面理解，觉得是一个“成人化”的词。显然，这类观点失之偏颇。实际上，《现代汉语大词典》把“激情”释为“强烈激动的情感”，这种强烈激动的情感可以触动人的性格、融人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人的精神和状态，它是人生的活水，是生活的电光石火。生活需要激情来添彩，事业需要激情来推动，人生需要激情来描绘，城市需要激情来点燃。这正是把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为“激情之都”的寓意。更重要的是“雄伟壮丽的三峡、大山大江的自然风貌、豪迈大气的性格特征、鲜香麻辣的美食、富有动感的城市建筑和道路桥梁等等”都赋予了重庆“激情”。
6 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故事线与基本思路
6．1 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故事线
所谓故事线是指由凝练城市形象定位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所构成的一条脉络和路径，如：概念一范畴一主范畴一核心范畴，或者保健因素一城市名片一次级形象一整体形象。它不仅支撑城市形象定位，也是城市形象塑造的核心资源和关键要素。为此，根据“重庆城市形象定位选择”中的开放性译码分析、主轴译码分析和选择性译码分析结论，可以归纳出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故事线(见表4)。
6．2 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基本思路
重庆城市形象塑造应遵循“以人为本、突出重点、把握特色、强化整体、分层实施”的基本思路。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终极目标，同时，城市形象塑造是一个城市全方位的事业，它依赖于各级部门、组织和全体市民的广泛参与。
第二，“突出重点”就是突出重庆的“激情文化、激情美食、激情之旅、激情娱乐、激情创业”的有机结合，把它们作为支撑和传播“世界激情之都”的基础予以打造。
第三，“把握特色”就是把握“激情”这一重庆赖以成名、举世无双的人文特色，强调把激情注入生活、把激情融入性格、把激情投入工作、用激情碰撞思想、让激情点亮城市的理念。
第四，“强化整体”就是通过一系列次级形象要素的发展、塑造和整合传播，形成内在统一、特征突 出的“世界激情之都”这一整体城市形象，使“激情之都”具有内涵和载体，使城市利益相关者所听到的、看到的、得到的相一致。
第五，“分层实施”就是将“世界激情之都”分为3个层次予以实施：①顶层是“世界激情之都”，它是城市形象的整体定位，统领次级形象，主要依靠形象策划和整合传播等手段造势，扩大影响；②中层是“城市次级形象”(包括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和中国品牌之都)，它是支撑和传播整体形象的核心要素，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要素，遵循造势和做实相结合的原则，塑造次级城市形象；③底层是“保健因素”，它是使城市利益相关者对城市感到不满意，从而产生负面城市形象感知和反应的因素，因此需要对影响城市形象的保健因素进行综合整治。
7 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策略与建议
7．1 整体城市形象塑造的对策建议
7．1．1 目标定位
2009年，给重庆贴上“激情之都”的标签。2012―2015年，在中国形成“激情之都”概念，全方位提升“激情之都”的品牌内涵和形象。2020年，基本形成世界知名城市形象“激情之都”，并形成全面支撑“激情之都”的次级城市形象。
7．1．2 塑造策略与建议
(1)主题口号：重庆，一个山重水复、激情喜庆的城市；重庆，一个释放激情、演绎激情人生的城市；重庆，一个把享受生活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城市，一个把释放激情展现得出神人化的城市；重庆，一个充满激情、动感与活力的城市。
(2)vI策略：建议把“世界激情之都、激情之都、激情重庆、激情山城”一并向工商局申请商标注册；根据城市形象定位语、口号、形象标识统一CIS设计；根据CIS统一广告宣传、展览会、招商活动、各级企事业单位的国际国内会议、主题活动等；统一视觉效果、增强受众的视觉冲击力和记忆度，建议以红色为主色调。
(3)推广策略：一是概念造势，主要包括诠释“激情文化”，为“激情之都”注入新内涵；把“激情”概念引入推广要素，以推广要素为卖点进行整合营销。二是树立形象，主要包括展开政府公关活动；城市整体形象推广活动；次级形象推广活动；城市名片推广活动；拉近受众距离；增强城市形象的亲和力等。
(4)整合传播策略：一是召开“激情之都”新闻会；二是媒体组合宣传，主要以报纸、网络、电视、广播、户外媒体及其他传播方式(如展览会、交易会、洽谈会、学术交流会、体育比赛、文化交流和文娱演出等)，宣传重庆城市形象；三是投播户外广告，营造本地氛围，主要在市内各个主要港口、火车站、机场、政府办公楼前、大型广场、立交桥、桥头、重要旅游景区等醒目位置，树立城市形象宣传广告牌；四是通过电视专题片、报纸专题报道、研讨会与论坛等专题宣传，传递城市诉求、吸引利益相关者。
7．2 次级城市形象塑造的对策建议
在塑造“世界激情之都”这一整体形象的引领下，着力打造五大次级城市形象(包括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中国品牌之都)，以促进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城市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使“激情之都”具有内涵和载体，从而使城市利益相关者所听到的、看到的和得到的相一致。其中，“中国文化名城”可以通过激情文化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工程、文化环境工程、城市景观建设工程、公共文化工程、公共艺术工程、文化精品工程、大学文化工程、文化产业工程、城市交通文化工程等十大文化工程建设，塑造一个充满激情文化的城市形象；“中国美食之都”可以通过“麻、辣”火锅和渝派川菜，塑造一个充满激情之食的城市形象；“国际山水旅游之都”可以通过壮美三峡、山水都市风光等，塑造一个充满激情之旅的城市形象；“西部时尚之都”可以通过休闲娱乐、不夜城、温泉之都、时尚理念等，塑造一个痛快休闲、激情娱乐、时尚消费的城市形象；“中国品牌之都”应以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和“品牌重庆”为目标，旨在塑造一个经济发达、商机无限、充满创业激情的城市形象。
7．3 保健因素整治的对策建议
在次级城市形象塑造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影响城市形象的保健因素进行综合整治，不断改善城市的软、硬环境，以“五个重庆”(包括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为建设目标，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消除“短板”与负面影响，有力支持“世界激情之都”的城市形象。保健因素整治具体包括：加强城市交通建设，创建“畅通重庆”形象；以加强城市管理力度，依法治市为中心，全面加强城市的规划管理、道路管理、治安管理、市场管理、卫生管理、水域(江、河)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市容管理、建设(建筑、管道、公共设施)管理、主要出入口(车站、码头、航空港)管理、城郊结合部管理等，从各个方面美化城市形象；以持久贯彻实施市民公约为中心，不断提高公德意识和职业道德，培育文明、整洁、守纪、安全、有序的市风；通过提高办事效率、开拓创新、严格执法、民主化、社会治安等方面，塑造政府形象；等等。
7．4 城市形象塑造的组织与管理措施
为系统推进城市形象塑造工作，应采取完善组织机构，强化领导与智囊机构；统一规划、落实责任；发挥城市政府职能，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建设的有效机制；建立城市形象标识及其管理系统；开展城市形象宣传教育等措施。
关键词：饮食；戏剧； 两宋；艺术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105-04 无独有偶，翁敏华教授的《论两宋的饮食习俗与戏剧演进》一文和美国汉学家奚如谷先生的《玩食物：宋元时期的表演、食物和人工美学》一文无论是从标题、内容、核心话题、选取文献资料、列举事例等多方面非常地相似，但二人事先并不认识或者沟通交流过，这在东、西方学术界均是很少见却又很有趣的现象。奚如谷先生他在文章的序言里亦提及两文甚似。正是由此巧合相似而又时空相遇，才让两文的对比更有价值，亦能对两宋时期的饮食文化和戏剧艺术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 人文语境的不期而遇
在人文语境选择上，两文均选择了两宋时期的大都市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探析当时饮食文化与艺术之关系。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人数急剧扩增。市民对文化娱乐要求的提升使城市文化娱乐活动勃兴，不断走向大众化和商业化。北宋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称：“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足可窥其态势。此两文中翁文提到城市主要有东京，汴京，杭城，临安；奚文有开封，杭州，东京，汴梁 两文均以市民日常生活居所作为大环境，以此了解两宋大都市的商业发展程度、人们消费水平、人口数量及政府政策对饮食文化和戏剧艺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经济及城市商业快速发展。“土薄水浅”的江南逐渐成为“鱼米之乡。”丁特起在《靖康纪闻》称：“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据文献，当时通过汴河输入汴京的物资，其数量之众，无法计数。《宋史・河渠志》中御史中丞梁焘言：“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之宝，不可胜计”。此外，《东京梦华录》卷二亦有：“东去乃潘楼街……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正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众多城市居民已超越温饱问题，有了更高的饮食要求，另一方面，艺人们也逐渐摆脱了维持生计的尴尬，转而追求艺术，这使饮食文化和戏剧艺术的融通有了前提条件。
其次是人口数量骤增。当时开封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3］ “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4］ 汴京亦熙熙攘攘，肩摩毂击。据《梦梁录卷十八・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人口已过百万，足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宋人曾巩说：“今天下甲卒百千万人，战马数十万匹，萃在京师，仍以七亡国之士民集于辇下，比汉唐京十倍其人矣。”［5］随着人口聚集，消费生产的速度空前提高，促进了商业发展。
再者，政府政策开放宽松。当时东京开封已废除传统的“宵禁”法令，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965)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6］商品贸易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至徽宗政和、宣和间尤盛。“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7］“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8］“夜市骈阗，至于通晓。”［9］从而使市民经济发展有了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安排的空间。
最后是文化生活的兴起。“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10］“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多以彩幕缴络，铺设珍玉、奇玩、匹帛、动使、茶酒器物关扑。”［11］值得关注的是“瓦舍”（“瓦市”、“瓦肆”、“瓦子”），这不仅是市民俗生活的聚集地，亦为民间娱乐文化中心，瓦舍中设有演出各种技艺的勾栏（“勾阑”），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腰棚（看席）。瓦舍百戏杂陈，伎艺繁多，《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的东京开封有“大小勾栏五十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梦梁录》里言及南宋的杭州，“杭城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一十七处。”［12］《西湖老人繁胜录》则载：“城内五座，城外二十，共计二十五座。”［13］瓦舍的出现体现了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大众化、商业化和公开化，它的流行也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乃至一种生活价值取向。
二、 核心话题的如出一辙
思想是精神的言说机制，一个时代的 两文所选取的核心话题即：饮食和戏剧。
饮食文化，历来有之。《管子》曰 “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14］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里说到“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15］中国人一向崇尚“民以食为天，食 宋代酒楼食市发达，酒楼林立，各种精美菜肴，小吃名点，应有尽有。不同地区在食物结构、餐饮习惯、营养观念、饮食礼仪等方面的区别促使了地方特色菜的出现，如南方菜、川菜、北食等已初显雏形。在翁文中，饮食方面内容涉及烹饪方式、调制方法、风味小吃、食品名称；人物为饮食商贩；促销手段主要靠叫卖声［16］、“敲打响盏、歌卖”地点为饮食市场、酒楼、食店、食铺、夜市等。戏剧方面内容涉及戏剧伎艺节目、牌名、唱令、唱词、官本杂剧段数；人物有艺人、活动艺人等，节目名称：、有《张协》、《洛阳缙绅旧闻记》、《庄稼不识勾栏》地点为伎艺市场、勾栏瓦舍、不固定戏场（十三军大教场、贡院前开阔地，寺庙大殿［17］等）在奚文中，饮食方面内容涉及南食，北食，川饭、食品名称、风味小吃等。地点为大酒楼 、食店［18］、食铺、食摊、茶肆等。重点是孝东门大街、马行街、东南塔等街巷的瓦舍、店铺；促销手段主要靠叫卖、吟卖、散叫；戏剧方面：内容分杂剧（戏文），南戏（南曲） 嘌唱、宫调京瓦伎艺［19］、诸杂大小院本名目、曲牌名；人物是艺人；曲目为《张协状元》、《白兔记》、《文八娘》；地点在京瓦伎艺市场 、州桥夜市、戏台 、戏场。无论是在传统图画还是影视作品里，戏场的观众席中皆有若干桌椅，戏迷们一边看戏一边吃茶点；而在达官贵人家里或者相当规模的酒楼、茶馆，戏剧表演是吃饭请客的必点节目。
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看盏者，举其袖唱引曰“绥御酒”，声绝，拂双袖于栏干而止。［20］
行业之间的竞争随着市场扩大而出现，饮食业经营者们除了拼口味、比特色，，还要以更多新颖把戏来吸引顾客，艺术故融入饮食文化，剧演当宴，边看边吃，饮食走向娱乐化。《茶肆》 记载： “向绍兴年间 ,卖梅花酒之肆 ,以鼓乐吹 《梅花引》 曲破卖之。”不论官营或私营酒楼，均设有官妓或私妓数十人。《酒肆》亦言：“浓妆数十 ,聚于主廊搛面上 ,以待酒客呼唤。”同时备丝竹歌女为酒客弹唱助兴。在戏剧方面，拥有固定艺人的场 内容上，历史性故事扩展到生活化虚构事件。形式上诸加杂剧、嘌唱、宫调、清音、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傀儡、影戏、相扑等。地点亦从剧院到瓦舍、广场、酒楼、饭店、茶肆等公共场合。翁文言到“我们能寻找到许多资料，用以说明饮食与戏剧二者的关系，这民间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享受与精神娱乐两个方面，有着怎样密不可分、妙不可言的关联。”［21］
三、 研究方法的心有灵犀
（一） 文献研究：针对两文中所出现的引用文本或参考资料的归纳，可看到翁文主要涉及《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笔记体小说。《清明上河图》、《事物纪原》、《都城纪胜》等。奚文引用文本最多为《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事物纪原》等。两文均涉及《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等一些当时记述两宋都城状况文本中研究两宋都城的商业发展和戏剧演变笔记体小说，可以看出两篇文章都是在搜集、鉴别、整理文献资料特别是两宋笔记体小说的基础上分析饮食民俗与戏剧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引用的文献资料都是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民俗生活的，而两宋都城民间娱乐文化的繁荣发展、经济高度发达， 这样的文献研究不仅具有史实支撑，亦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举例论证：两文在所选取的事例很多处均相同，此处略举两例。
1两文都将《东京梦华录》中的节日为例。至元宵节时，市食商贩们谨伺于外，“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踏索上竿。”［22］ 京尹选择穿着整洁华丽、善于吟唱叫卖的商贩进宫，商人叫卖，兜售自己的商品， 他们比的不仅是食物或者货物的质量，还有市食商贩们所穿着服饰和吟唱叫卖的嘴上功夫以及歌唱技巧、内容、择词、腔调，这些是否更能够吸引那些皇家贵族、妃殡内人的眼球，从而能够大赚一笔，皆数倍得值，甚至有人一夜致富，济身于富商行列，一年一次的这样的致富机会，怎不叫两宋商人再三再四地在饶舌和歌唱技巧上多下功夫和心血。
2两文均讲到《梦梁录》卷三中的“假”字，从而展开对菜名中“假”的分析，并采用了很多相同的文献资料作为理论依据。在《东京梦华录》里有：假河、假元鱼、假蛤蜊、假炙獐［23］、假面披发［24］、金犀假带［25］肚羹［26］；在《武林旧事》里有假公权炸肚［27］；在《梦梁录》里有供假沙鱼。［28］还有半真半假的，如腰子假炒肺、假团圆燥子等等。此外，由于宋代佛教盛行，佛徒众多，素食流行，用“假”荤名来取代真荤菜亦为常见，《梦梁录》载有假河、假炙鸭、假羊事件等等。戏曲到了宋代，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扮演固定角色到多个角色的轮转；从具体人物到抽象一类人物的扮演；从历史人物传说到虚构人物故事的转变；充分说明戏剧的表演已经更加的规模化、成熟化和多样化。艺人能表演多种发言语调、步履动作、服饰扮相以及故事情节。“假”、“作”、“弄”、“装”、“扮”等词汇不断地在戏剧中出现。“每名四人簇拥，多作仙童丫髻。” ［29］“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30］“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31］等等。戏剧与饮食一样，追求综合之美、声色之好、真假之趣。两文在分析为何用“假”及把饮食上的“假”风尚和戏剧中的“假”联系起来时均有相似之处：“假”一般都是作平日比较稀罕之食物，多为山珍海味或资源稀缺型食物；将食物的美味和人为创造的趣味统一起来。无论是饮食上的“假”还是戏剧上的“假”都是对人的模仿力、创造力的肯定和赞扬。
（三）对比研究：通过对两文的分析研读，发现两文在阐释饮食文化对戏剧艺术的影响、戏剧艺术又是如何被饮食文化所借用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比的方法。如下表所示：
我们可看到，一方面饮食文化对戏剧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戏剧从表演的方式、选用的题材、活动的地点、呈现的形式等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而另一方面，戏剧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趣味性、重精神享受的性质被饮食文化所汲取，在菜品的要求、进餐的配套设施、宣传的方式等方面亦得到启发，不仅戏剧表演本身更多元化，节目更丰富多彩，饮食品尝也更具有艺术性，身心享受结合得惟妙惟肖，从而构成了一道独特文化风景线。
当然，两篇文章亦有差异。因为个体的主观经验和理论积淀决定着哲学家关注、体察现实的视域的广度和深度，奚文中，以中文语言的构词选词如表示滋味、味觉等的词语（如“甜言蜜语”、“清脆”等）出发，引导出饮食何以体现艺术和文化，突出饮食是一种表演，在烹饪方式、食物种类、进食的环境等都有考究，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人的饮食重视色、香、味、形的和合体验，更是一种注重享受的美感饮食文化，在饮食文化和戏剧表演二者之间，更加凸显饮食文化对戏剧表演的影响，反映出当时京都饮食文化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翁文则侧重从市场消费的视角来连接饮食和戏剧，以“消费”作关键词，“市场”作背景，将二者放置在文化的视阈下进行品格上的对比研究，从而融合二者之特色，完善其享受之感，吃喝玩乐化为一体，用餐时的表演和观戏时的小吃，就是将两者融合的完美体现。
综而论之，翁文和奚文更像是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双胞胎，从不同的文化视阈、生活背景、思维习惯等来探讨了一种相同的社会文化，结果却是采取相似的路数，得到相仿的结论，岂不奇哉？笔者认为亦是给那些老是强调中西矛盾、冲突的人一个重新思考、重审历史的机会。
参考文献：
［1］［21］翁敏华：《论两宋的饮食习俗与戏剧演进》，获1986年校庆论文奖，《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北京：知识出版社《中国戏剧起源》一书所收，1990年版。
［2］Stephen H.West. Playing With Food: Performance, Food, and The Aesthetics of Artificiality in The Sung and Yu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57, No. 1, (Jun., 1997 ),pp.67-106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3］［4］［7］［8］［9］［10］［11］［17］［18］［19］［20］［22］［23］［24］［25］［26］［29］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十・大礼预教车象、卷五・民俗、卷三・马行街铺席、卷二・酒楼、卷八・中秋、卷六・十六日、卷七・范苑内纵人关扑游戏、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卷十九・瓦舍、卷四・食店、卷五・京瓦伎艺、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序言、卷六・元宵、卷二・酒食果子、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史部十一地理类八杂记之属。
［5］曾巩著：《户口》，《隆平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别史类。
［6］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食货志》(永乐大典本)三八・二六至四四。
［12］［28］吴自牧著：《梦梁录》卷十九・瓦舍、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
［13］西湖老人：《西湖繁胜录・瓦市》。参见黄仁虎、嵇璜著：《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别史类。
［14］李山译注：《管子・牧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页。
［15］《刘陶传》，《后汉书》卷八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正史类。
论文摘要：中国饮食闻名于世，中国饮食文化情调高雅，夸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作为菜肴名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菜肴名称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这篇论文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入手，探讨了数字菜肴名称所蕴涵的中国文化。
引言
中华民族文化悠久，源远流长，饮食文化当算是整体中国文化中最精粹的部分。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孔子曰：“食色，性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老子则说：“圣人为腹不为目。”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了解饮食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把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从而造就了璀璨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情调高雅，氛围艺术化，夸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没有无名的菜肴。中国菜肴的名称丰富多彩，数不胜数，命名也有很多特点。大量的菜肴名称，是从烹饪工艺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以料、味、形、色、器及烹饪方法命名；一些菜肴以比喻、寄寓、抒怀手法命名，体现意趣之雅；一些菜肴则以人名菜，以典名菜。中国菜肴名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带有数字，这在其他国家的菜名中比较少见。“难怪一些美国人说，吃中国菜确实是一大享受，既可慰劳自己，也可报答人情，还可欣赏菜名。”
数字菜肴名称中的中国文化
数字菜肴名称是指含有数字的菜肴名称。在中国的菜名中，数字有不少妙用。这些数字菜肴名称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寓意深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以下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进行分析。
“一”。“一者，数之始也。”“数始于一。”从中国古人这一常见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在自然数列中的生成、排列顺序。显而易见，这里的“一”指的是客观事物的一种数量关系。数字“一”的这种功能，在菜肴名称中也有体现，如一卵孵双凤、一鸭四吃等。而在其他一些含有数字“一”的菜名中，上述功能被弱化，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中国古代官制自魏晋以来实行九品官品制度，把官衔分为一至九品，一品为最高，九品为最低。历代官品等级的形态、来源，品官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任何阶层的人们对富贵都有一定的渴望。富是指对财富的积累，贵则是指对名誉和地位的获取，后者是通过升官来实现的。一些菜肴的名称表现了人们的这种求官心态。河南开封有一著名面食—一品包子，民间称之为“发面包子”，是从宋朝的“太学馒头”发展而来的。明朝时，府邸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非常喜欢“太学馒头”，除自己经常品尝外，他还常用来招待过往的王公大臣。朱木肃身为藩王，官居一品大员，“太学馒头”就被更名为“一品包子”。由此可见，封建社会里人们以官为贵的人生价值取向和追求高官厚禄的心态。
2000多年来，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受到中国历代帝王的大力推崇。清朝把孔府列为当朝一品官的官府。“孔府一品锅”是皇帝赐名的一款孔府名菜。孔府用鸡、猪蹄、鸭、海参、鱼肚等各种珍贵材料一起烹制成的汤菜被皇帝赐名为“当朝一品锅”，成为孔府及所有一品官府的一道名菜。孔府在封建社会里的权力和荣耀之高可略见一斑。
中国人想象力丰富，有时将普通的菜肴与某个重要的或有影响力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菜肴有了不同凡响的名字。“天下第一羹”原名为“锥羹”，是把野鸡煮烂与樱米一起熬制成的一种汤羹。相传是由彭祖(据古代典籍记载，彭祖是轩辕皇帝的第八代传人，传说中的烹饪鼻祖和养生家)创制而成，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羹”。
“三”。“三”几乎在所有的东西方国家都受到尊重，被视为神圣、尊贵和吉祥的象征。这也难怪含有“三”的中国菜肴名称比较多。山西的面食尤其著名，品种多，吃法别致，风味各异。其中，“三倒手”硬面模制作工艺复杂，系手工操作。在制作过程中，需经过三次倒手，故得此名。“三不沾”是北京的风味甜食，因吃后不沾盘、不沾牙、不沾调羹而得名。“三杯鸡”是江西宁都的传统名菜，因在制作过程中加的三杯调料(一杯甜酒、一杯告油、一杯麻油)而得名。
我国民间历来有立夏之日尝三鲜的习惯，三鲜分地三鲜、树三鲜和水三鲜。地三鲜即蚕豆、觅菜、黄瓜(也有说是觅菜、元麦、蚕豆);树三鲜即樱桃、批把、杏子(也有说是梅子、杏子、樱桃);水三鲜即海蜘、河豚、细鱼(也有说是封鱼、鳃鱼、黄鱼)。三鲜菜肴也不少，如三鲜鹿茸羹、三鲜鲍鱼、三鲜莲花酥等。显而易见，菜肴中的“三鲜”与上述不尽相同，通常是指三种鲜美的材料，且此菜中的三鲜非彼菜中的三鲜。而在东北，“地三鲜”则是当地的一道名菜，是把辣椒和过油的土豆、茄子炒在一起。
科举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相应的功名得以升官进爵。古人云：“洞房花烛，金榜题名。”此乃人生两大喜事。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这种人生价值取向，1000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某些吉祥食物往往被人们作为标志会元、解元、状元三元的象征符号，以此鞭策人们在科举考试中为之奋斗。清代有的地方婚嫁过程中进“三元汤”，三元者，即鱼圆、肉圆、汤圆，科举考试时代取连中三元之意。在民间� 古时邹州一个小酒店烧制的蹄膀风味独特，因得到在此地巡视的三个状元的交口称赞，取一吉祥名字“三元蹄膀”。在科举取仕时代，状元、榜眼、探花为殿试头三名，合称三及第。清朝林召棠中状元回乡，得知来访的老御史常常盼望他儿子能科场高中，因此便将熬粥用的猪肝、瘦肉、猪肚子三种猪内脏比作三及第，“三及第粥”由此而得名。由此可见古代人对官位的崇拜及追求的心态。
“八”。中国人对同音字或音近字的联想世代相沿，形成一种特殊的听觉与心里的反应模式。尤其是对十以内数字的发音，早就形成了固定的联想取向。数字“八”因为谐音“发”特别受到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的喜爱。“发”乃“发财”之意，是想发财的人们尤其是生意人追求的目标。含有数字“八”的菜肴名称不胜枚举。
如：八珍。中国美食自古就有“八珍”一说，八珍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家宰》:“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饯、百酱、八珍之齐。”综观历史，中国历代“八珍”的内容各不相同。据《礼记·内则》记载，周朝的“八珍”指的是八种食物及其烹饪方式：淳熬、淳母、炮豚、炮烊、捣珍、渍、熬掺、肝晋。汉唐时代，习惯将美味佳肴称作“八珍”。大约从宋代开始，“八珍”具体指八种珍贵的烹饪材料。清代以后，各种系列的“八珍”不胜枚举，主要指的是八种珍稀原料组合的宴席。如“满汉全席”的“四八珍”，即指四组八珍组合的宴席。民国时期又出现了上、中、下八珍，且因地而异，品种更多。上述历代各款“八珍”中，有不少是珍稀动物，如今国家明令禁止捕杀食用，不能列人现代八珍之中。现代的“八珍”通常多以鸡鸭鹅的肝脏、鲜鱿鱼、虾蟹的肉及各种贝类、菌类、果蔬等材料为主，辅助各式上肉(以猪瘦肉为多)烹制而成。可以说，“珍”即为山珍海味及果蔬等美味烹饪材料之总称。各地风味美食中有不少“八珍”名菜，如“八珍扒鸭”、“八珍驮蹄羹”、“八珍豆腐煲”、“八珍烩鲜笋”、“八珍鱼翅汤”，等等。
如：八宝。“八宝”一词，源于武王伐封庆功宴。王室的厄人特用八种珍品蒸制成一种佳肴“八宝饭”，上席时，以色红似火的山植汁浇于其上，象征“周八士火化殷封王”。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肴撰传人市肆、民间。由于选用八种较为珍贵的原料制成，又有“周八士火化殷封王”之喻意，被称为“八宝甜饭”。而后，人们将浇山植汁改变为用烧酒火化红糖，“八宝甜饭”发展成为象征吉祥如意、生活甜蜜幸福的佳肴。
据考证，“八宝”也指古代帝王行使权力的八枚印章。唐之前，这种印章共有六枚，称为“六玺”。唐朝建立后，又增加了两枚印章，共称皇帝八玺。宋徽宗改“玺”为“宝”，并增一枚，合称皇帝九宝。后南宋迁都临安，九宝落人金人之手。宋高宗命人复制其中的八宝。为庆祝重新拥有代表王朝权力的“八宝”，南宋臣民大开“八宝宴”。从此，临安城内的酒楼、饭馆便出现了以“八宝”命名的各种菜肴，继而流传到其他地方，如八宝豆腐、八宝人参汤、八宝蹄膀、八宝酥皮鸭等。
农历腊月初八为中国的腊八节，民间有食腊八粥的习惯。腊八粥也叫八宝粥，相传腊八节是佛祖“成道”之日，佛寺仿效牧女献糜的故事，取八种香谷和果实制粥供佛，故名八宝粥。到了宋代，民间争相效仿，�
如：八鲜(仙)。八仙是民间� 据传八仙过海时相约不乘船而另想他法，民间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说法。“八仙过海闹罗汉”是孔府喜庆寿宴时的第一道名菜，以鸡肉(又作“罗汉”)和其他八种鲜美的材料烹制而成。孔府的另一道名菜“燕窝八仙汤”，聚八味名贵珍饯为一肴。制汤所用的八种材料或漂浮汤面，或沉没其底，或悬浮半空，或上下浮动，恰似一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彩绘。这两道菜以“八鲜”谐音“八仙”命名，寓意深远。孔府希望其家族如“八仙’，长生不老，其家业不绝于世。
八鲜，八种当令时新滋鲜味美原料的统称。此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坝上设八鲜行，八鲜者，菱、藕、芋、柿、虾、蟹、蟀鳌、萝卜。”可见，当时的八鲜是包括动植物的。在江南，八鲜又有‘冰八鲜”和“土八鲜”之分。“水八鲜”是江南一带对八种水生时鲜原料的统称，指菱、藕、菱白、虾、蟹、野鸭、鸡头米、水芋。“土八鲜”是江南一带对八种土生时鲜原料的统称，即花椰菜、葛芭、笋、芡菜、菱儿菜、嫩蚕豆、蒜苗、萝卜。因地域年代不同，八鲜菜肴中，如“云托八鲜”、“八鲜蟹合”、“糟八鲜”等，八鲜有不同的内涵。
“九”。中国古代称个位数为阳数。九是阳数之巅(又称“天数”)。农历九月初九，为传统的重阳节，也叫重九节。江陵传统名点之一的九黄饼相传源于西晋，为当时人们重九登高、野外旅游的糕饼，取名“九黄饼”，寓“九月菊花黄”之意。此后人们逐渐把在重阳节登高吃九黄饼、饮菊花酒作为喜庆丰收的活动。
汉语中，“九”与“久”同音，封建帝王常借用“九(久)”字来象征他们的统治天长地久，永世不变，因而数字“九”受到封建帝王的青睐。然而备受帝王青睐的数字“九”在菜肴名称中却不多见。鲁菜中有一道名菜“九转大肠”，清朝光绪初年由济南“九华楼”首创，原名“红烧大肠”。后一文人提议，取店名“九华楼”之“九”与道家“九炼金丹”之“九”，把此菜美称为“九转大肠”，来赞美其做工精细、火候细腻如道士炼丹。
结语
［关键词］ 中华饮食文化 审美 旅游 相关性 湖湘
随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颁布，我国旅游业引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我国旅游产品大多数仍集中于观光、度假型，但随着旅游者需求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旅游活动中的文化需求也逐渐增加。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旅游开发将成为未来几年我国旅游业的开发重点。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我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之一；中华饮食又与法国饮食和土耳其饮食� 因此，饮食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丰富我国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也在一定层面上利于提升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影响力。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的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吃”往往被摆在首要位置。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当下旅游活动中不仅能为游客带来更多的文化享受， 饮食文化与旅游的进一步结合，一方面使得传统饮食文化在旅游活动中得到更多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饮食文化亦能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品位。二者有机融合，将发挥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优势效应，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当前，我国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发，多数还停留在以味觉体验为主的外在形式，很少能够全面反映饮食文化的全面特征和内在底蕴。中华饮食文化通过数千年的发展，不仅具有取材丰富、烹饪技法发达的直观特点，更重要的是艺术、哲学、医药、宗教等传统文化在饮食文化领域均有所体现。在食物形象、饮食环境、器具、风俗等方面，中华饮食均呈现出了丰富的美学特征，而这一系列审美元素正是旅游活动尤其是旅游审美活动当 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各类审美元素，使饮食文化和旅游经济得到真正的互动发展。
二、中华饮食文化审美的要素分析
1.菜肴之美
人们通过“色、香、味”来品鉴一道菜式，以此评判菜肴的整体水平，这便是通常意义的菜肴之美，也是最普遍、最直接的饮食审美。古人在饮食上很重视色的美感，如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曾有“色恶不食”一语 。这里的“色”可理解为是菜肴给与人的视觉体验，包含色泽及造型之美。传统饮食通过借助各类食材的天然色泽及质地，运用不同装点与烹饪技法将菜点以工艺品一般呈献给食客。“香”是菜肴付诸人的嗅觉器官后给人的一类审美体验。中华菜肴香气类型丰富，它同“色”一样，能提前为人们带来饮食的美感。“味”则是一道菜肴关键审美要素之一，中华饮食在食材本身之特性的基础上，辅以各类特有香料，采取不同的加热方法最终形成五味俱佳的菜品。
人们运用视觉、嗅觉以及味觉的综合感官，最终完成对菜肴的体验过程，从中体会饮食之美，这也就是认同范围较广的对于饮食的基本审美过程。
2.菜名之美
菜名的艺术是中华饮食独有的美学元素之一。人们对于一道菜肴的第一印象，菜名往往比色泽和香气更加直接。因此，古往今来，中国菜的命名都经过反复推敲，甚至与文学、民俗等传统文化联系紧密，这是中华饮食相对其他国家饮食所特有的。我国菜名除通过色彩、造型、味道、原料或烹饪方法等直接命名之外，更具特色的是以其象形性、寓意性等命名，如佛跳墙、***等。尤其是在宴客之时，还菜谱整体的寓意和关联性，如同诗文中字、句、篇的关系，需要“字斟句酌”，使人们在享受饕餮的同时领悟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3.器具之美
中国菜肴在餐具的选择使用上十分考究，人们把使用和欣赏各式器皿作为容器的菜点视为享受。古人讲究不同类型的食物与不同材质的器皿予以搭配，颜色、款式等也颇有讲究。菜肴的分量与盛器的大小协调、菜肴形式与盛器的形状适应也有相应的原则，甚至菜肴的身价也应与盛器的贵贱相匹配。“美食不如美器”，美器早已成为中国古人对于饮食文化的审美对象之一，饮食器具的审美也是传统饮食美学传承到现在较为完整的领域。
4.环境之美
优雅和谐、陶情怡性的格调是传统饮食环境的标准。人 另一种则是人造的饮食环境，人们从建筑、装饰风格、灯光布景等方面创造出一片理想的餐饮氛围，为食客打造一种饮食的意境之美。
5.礼仪之美
中国向来被称作“礼仪之邦”，中国人也向来将进餐之时视为交朋会友的绝好机会。这也就使得中国的餐饮礼仪更为丰富和广博。中华饮食礼仪不仅仅讲求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等，更强调人们在觥筹交错时的言行和仪态。人们甚至将“礼”上升到“情”的层面，将这种礼仪与人的交流和沟通联系起来，使得餐饮的社会功能更为丰富，饮食文化中的礼仪之美也随之显现。
6.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审美理想。“中和”可以理解为“适当与和谐”之意。在中华饮食文化中，菜肴的制作、命名等过程中无所不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基于养生学的五行说与五色五味的调和、基于太极说的食物阴阳特性的搭配、基于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饮食模式等等，包括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侧》的相关记载 ，均充分反映了中华“和”文化的美学特征。
此外，中华饮食文化与绘画、雕塑、乐舞乃至诗词等多个艺术领域融会贯通，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力体现。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对于中华饮食文化的审美过程也是一次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全面体验的过程。
三、关于湖湘饮食文化美学特征的旅游资源开发
当下我国的文化旅游市场仍较多处于游客的文化参与性和体验性不强的初级阶段，真正成熟的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甚少。因此，我们应通过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进而推动真正意义上的饮食文化旅游发展。而对处于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之下的以湘菜为表的饮食文化也应作为湖湘地区旅游开发的重� 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饮食文化的特点，将涉及各个传统文化领域的不同美学元素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开发措施，真正做到将文化作为首要资源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湘菜向来以其丰富鲜艳的色泽、鲜香咸辣的口感著称，而湘菜体系的起源主要由三大分支构成，以长沙为中心的官府菜、以湘� 这令湘菜光鲜的外表之下增添了几分湖湘文化的厚重感，或者说把现有的对湘菜菜肴的体验式消费和旅游进一步同湘菜背后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将打造出文化韵味浓厚又富有创造力的饮食旅游资源。例如曾出现的以“湘菜博物馆”和“长沙窑”作为品牌推介的新式创意菜馆，他们套用博物馆布展的方式通过少量的历史资料陈列以及特色饮食器皿等的展示，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极富有文化气息又不失新意的饮食场所，与此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方面的饮食审美体验，是值得借鉴的。
2.细分湖湘饮食文化旅游市场，打造不同审美主题的旅游产品
通过之前对饮食文化美学元素的分析可以看到，饮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有较高的融合度，文化内容和深度都具有多元性，这一方面显示出饮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文化重点较难把握。因此，为了实现饮食文化旅游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细分，从而有针对性的吸引不同游客，满足其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例如按照其审美特征和其他传统文化的交融度分别设计重点于菜肴品味、古典文学、建筑艺术、药膳养生等不同类型的产品。
对于湖湘饮食文化的细分产品构建，我们拥有的优势资源较多，诸如以长沙官窑为代表的饮食器皿、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饮食习俗等等。对于这些不同元素的饮食文化资源，我们应加深对其的认识，进而有针对性的予以开发和挖掘。 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客能够充分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魅力，达到真正的文化旅游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亚洲面积最大的酒楼――西湖楼的案例。创办灵感来源于北京故宫的长沙西湖楼占地达到88亩，设有108个包房，l0个零店大厅，营业面积达3．2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000人就餐。通过打造宫廷御膳区、特色小吃区等不同功能和文化分区进行不同的演艺活动以及通过不同的装潢风格营造丰富的餐饮环境和氛围。餐厅将中华饮食文化尤其是突出湖湘饮食文化为出发点，通过生动的用餐情境为消费者和游客创造多元性的文化体验。饮食文化的环境之美、礼仪之美皆一一呈现。同时，该酒楼的选址和营销也充分考虑到与其他都市旅游资源的配套与衔接，真正实现了从饮食文化角度充实旅游资源和产品内涵的目的。
3.丰富饮食文化旅游形式，提升以红色旅游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的品质
现阶段我国饮食文化旅游不论着重哪一方面的审美体验，均局限在观光型为主、参 换言之，即便是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也保持着走马观花式的对于各类与饮食相关的遗迹游览，辅之以较为粗糙的菜式品尝和环境复制模式。而随着旅游活动的多元化发展，饮食文化的各种特点可以采取多重体验性活动予以呈现。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品质也令潇湘大地向来不缺少伟人的诞生，因此在这片土地上红色旅游和历史名人遗迹游是旅游业的重要角色之一。与此同时，享誉全国的“毛家菜”和“谭府菜”也是菜系中不多见的具有“名人效益”的独特资源。为此，我们可以将现有的又是旅游资源与湘菜文化尤其是湘菜与名人的品牌效益结合，将饮食历史文化真正同旅游活动结合。例如在韶山等红色旅游较为发达地区以“毛家菜”为主要载体，打造一些旅游产品，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饮食产品，更重要的是富有历史人文特征和文化特质的同饮食相关的旅游线路和活动，依次真正意义上提升文化旅游活动的品质。
四、结语
中华饮食文化凭借着其与多门中华传统文化交融的特性，具备了其他传统文化不可比拟的多元审美元素，这使得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产品的设计有了更为广泛的开拓空间和发展余地。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利用我国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资源，尤其是其涉猎各文化领域的美学特征，大力发展饮食文化旅游，使其成为文化旅游的品牌之一，从而促进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
同时，在湖湘传统饮食文化的沿袭同湖南现代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创新的和谐融合下，通过采取富有创意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打造新型饮食旅游设施与场所、进一步细分传统文化旅游市场以及利用现有优势充分结合湖湘饮食的文化底蕴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式，以湘菜为代表的湖湘饮食文化旅游开发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赵荣光 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2]张建忠：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J].长治学院学报。2009，1：9-11
[3]张宇光：吃到公元前――中国饮食文化溯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4]胡爱娟：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吴澎：中国饮食文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6]李星明：旅游文化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章海荣：旅游美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饮食文化；隋唐时期；明清时期
1. 引言
隋唐之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稳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时期，特别是唐代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日见频繁，带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稳步发展。本文系统并深刻的论述了我国隋唐时期之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
2. 隋唐至明清之中华饮食文化
2.1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国防、外交全都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饮食领域百花盛开、五彩纷呈。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外交流的增多使这一时期的食物品种空前丰富。这个时期豪饮之风弥漫全国，有很多以酒为题的诗句，关于酒的各种饮法、酒具等等异常繁多，而隋唐时期嗜酒如命的人屡见不鲜，如李白、法常、杜甫、酒八仙人等等。此外，此时期上层人士的饮食怪诞。比如唐朝末年一位王爷强迫斗殴者吃肥肉等。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家具的变革导致了餐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桌、椅的出现使实行了三千多年的分食制被和食制取而代之。自唐代宗李豫之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衙役公款吃喝即“工作餐”愈演愈烈。隋唐时期有很多食疗专著问世，如《千金食治》、《千金翼方》、《食疗本草》、《食医心鉴》等。 茶学专著也在此时期诞生，如陆羽的《茶经》。开明的民族政策及多外开放的政策再加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流愈来愈广泛。
2.2宋朝
宋朝重视教育，发展商业，关注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在餐饮业，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宋朝统治者鼓吹享乐主义，因此宋朝凡有条件的人都舍得在饮食上下功夫。在这种浓厚的重“吃”氛围下，浙、徽两大菜系渐趋形成。宋朝的上层人物带头吃喝，宋朝皇帝对群臣非常优厚，并劝高级将领“厚自娱乐”和“天天饮酒作乐”。各级官吏鉴于此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一张嘴。宋朝事业发达，人们注重饮食，为适应这一消费现象，各类酒馆星罗棋布。并且宋朝统治者也鼓励百姓开设酒馆。宋朝无论民营酒馆还是官营酒馆，大都通过色情活动来助销，餐饮色情紧密结合。这一时期人们喜爱吃野味，其中野兔肉被时人视为上等的名贵食品。在宋代，食品不但注重造型和色泽，还注重食品的香气和味道， 名士重视食蔬， 食肴讲究美观。宋朝人饮酒的动机五花八门，寿酒、喜酒、饯行酒、接风酒、交杯酒等等，饮酒已成时尚，文人喜欢自炊。宋代人不但喜欢吃，还都喜欢资自己亲手做着吃，还很重视饮食养生，如蒲虔贯的《保生要录・论饮食门》，陈直的《养老奉亲书・饮食调制第一》等食疗著作。
2.3元朝
忽必烈统一天后不久便颁行“以农桑为急务”的大政方针，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重视商贸，欢迎外国商人来华做生意，促进货物流通等等。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饮食业的发展。随着民族的大融合，四方饮食也是“精英荟萃”，相互交融。元朝统治者将宴会视同战争、狩猎，是属于国家的头等大事。蒙古贵族的倡导使“果茶”身价倍增，并迅速传遍全国成为主流， 葡萄酒风靡全国， 果料茶身价倍增，直至明朝后期。元代名医十分注重饮食与健康的关系，而水又是人的必需之物，所以他们都非常注重水的来源。元朝有尊老爱幼的国情，基于这一国情，元代名医都注重老年人的保健问题，并研制出了一些老年食品。忽必烈即位后认为牛、马乃耕地、战争之本，因此他颁布一条命令：禁止宰杀牛、马。冰淇淋的制作方法是由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传往欧洲的。
2.4明朝
明朝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建立的封建王朝。由于朱元璋小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所以他深知民间艰苦，并把这一思想灌输给他的子女们。明政府为了发展生产，曾大规模地组织移民垦荒；为了加强对外交往，也曾出现“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随着经济的发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人们的食物原料大大增加，饮食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饮食结构有所变化，如北方开始食米，有的地方甚至成为主食；南方也推广了小麦等等。菜系渐趋形成。鲁、川、粤、闽、苏、浙、湘、徽菜系渐趋形成。官场始现“四菜一汤”。是朱元璋为营造一个廉洁的社会氛围，使全国上下所有官吏都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而提出来的。政府严禁走私盐茶。明自建国之初就将盐茶定位国家专卖物资，禁止任何人走私盐茶，否则处死。饮食风尚重“鹅”。鹅在明朝属于珍贵之物，人们不但将其视为盛宴上的大餐，也视为礼物中的重品。食养论著众多，如高濂的《遵生八笺》、龚延贤的《寿世保元》、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由于明朝频繁的灾荒，使救灾成为当时饮食文化的特点之一，一些志士仁人乃至清官廉吏在多方救助灾民的同时，也开始探索新的食物来源，从而出现了“救荒”食书。
2.5清朝
在清朝，人们不但注重食品的色香味形，而且十分注重食品的名称，讲究饮食方法，并且出现了满汉全席。到了清朝末年，社会日趋动荡，但统治者们并没忘记吃喝，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在客观上使得饮食文化的发展并未受到阻碍。西方入侵中国之后，为了适应饮食习惯，也将西方的饮食带进了中国。因而中国的饮食文化又出现了新的特点。自康熙皇帝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注重食品的名称。乾隆皇帝留下江南时，当地的官员为了讨好皇帝，凭借江南得天独厚的优势，集宫廷满席与汉席之精华于一体，摆下了规模庞大的满汉全席。在清代，随着海外华侨的增多和华工的跨国流动，中国的饮食文化盛传各国，同时外国的饮食也传入了中国。
3. 结语
中国饮食文化的传统被重新发掘和系统科学地认识、学习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与和自然协调统一的思想，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味；审美；鉴赏；美学
一、“味”的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流变
“味”这个审美范畴的孕育与产生与中国美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饮食活动与审美活动实际上有个共通的特征，即都是侧重一种感官体验的活动，而且都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纯感官体验。实际上“味”的审美范畴则是从味觉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类乎视觉审美的审美活动。中国的这一审美范畴是独特的。“味”的概念进入审美范畴是有个过程的。
“味”从口从声，很显然是一个形声字，口为形旁，即指口舌，未则为声旁。其含义就是具体食物给人的口舌带来的感觉。《礼记》中郑玄对“五味”做出了解释：“五味，酸、苦、辛、咸、甘也。”这应该说是“味”的最初含义，也即纯粹的味觉体验的综合概括。
到了先秦时期，“味”的内涵开始渐渐形而上化。最早将“味”的概念进行发挥扩展的是老子。老子在《老子》第三十五章讲：“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这里的“味”已经上升到对“道”的阐发了，这种用法其实是一种通感。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国文人恬淡自然的审美追求。
到了汉代，“味”被引申到了对文章的品评中来。王充在《论衡》中说：“言僚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亦即是说，所说之话要让人回味再三。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也用到了“味”这个词，他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有“余味”，即是说文学要经得起咀嚼，余味无穷。
到了南朝的钟嵘，则将“味”的概念系统化，提出了“滋味说”。“钟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歌评论家”[1]（p102）这里钟嵘说的“味之者”中的“味”是个动词，意思是欣赏、品读。钟嵘把“滋味”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标准，“味”这一审美范畴得以确立，为后来的司空图提出“诗味说”“味外之旨”说奠定了基础。
晚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在钟嵘“滋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的“味外味”的问题。他主张要懂得真正的“味”，才能够谈诗。而诗歌的真正“醇美”的味，是在“咸酸之外”的。司空图的这种“味外之旨”“味外味”的美学追求，使得文学作品的形象和意味更加丰富。
二、“味”的审美特征
“味”作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审美范畴，是中国古人的审美不断进步发展的形成的一个内涵不断扩展的文论审美批评标准。
（一）“味”是一种体验。“味”的本意是“滋味”，是来自人对美食的的一种体验。到了后来秦汉时期乃至唐宋，“味”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其内涵得以扩大，不在仅仅是指人对食物的感受体验了，而是将之应用到对音乐、文章的品评中去。“味”的含义通感化了，“回味无穷”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准。“味”的内涵此时得到丰富。
（二）“味”与审美想象相关联。“美，美感的产生，从实质上来看，这是由审美活动独具的自由想象所决定的，是在某种五维空间的随机条件下，对象的某些潜在因子激发了主体自由想象引发的。”[2]（p96）当“味”作为一个审美的范畴进入文学品评活动中的时候，“味”实际上是与审美相关联了。而审美活动是一种想象活动。作为对文学艺术的欣赏的审美更是一种想象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味”的产生与审美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味”的涵义趋于形而上化。最初的“味”的本意是指人对美食的实际感觉的概括。但是从老子开始，“味”的内涵开始形而上化。正是老子的这种对味的形而上的引申，才使得“味”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重要审美范畴。特别是到了司空图的“味外味”将“味”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味”的内涵的形而上化，为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独特的审美标准与审美范畴。
（四）“味”审美感受的滞后性。“味”是对文学的审美鉴赏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鉴赏活动中的“味”的产生往往是审美鉴赏活动结束之后才会发生，以一种“回味无穷”的审美状态显示出来。这种特点与一般的审美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而“味”的滞后性效果所延迟的时间的长短，也可以说是反映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三、“味”的审美文化内涵
“味”这一概念，从最初的人对食物的口舌感觉的概括到后来的审美标准之一的发展，包涵了中国古人对文艺的独特的审美追求。
（一）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人”自身的观照。“味”的含义由对食物的感受体验发展到作为对文章的品评鉴赏标准。不管是最初的实际含义还是后� 最初的对食物的“口舌之感”，是人对食物的直接、感性、简单的感官感受，这种感受体现出古人对美食文化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味”更是体现出古人从生活经验出发对更高的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古人达到对“人”的本体的自我观照。
（二）体现出中国古人的人生价值追求。从老子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到司空图的“味外味”“味外之旨”再到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无不体现出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追求。杨雄在《解难》中说“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味不是吃香喝辣，而是尝尽酸甜苦辣而归于淡泊。这种追求与老子的淡泊、无为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而后来的司空图“味外味”，则是对文学形象提出的更高要求，要有一种超乎形象本身的更高境界的追求。
（三）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心理以及审美方式。钟嵘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这里的“味”其实有“品、欣赏、鉴赏、体悟”等的含义，这也体现出中国文人的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读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心理。正是在这种对文学作品的品“味”中，古代文人建构和培养着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人格。
四、“味”范畴对当代审美的意义
“味”作为中国独特的古典审美范畴之一，同意、境、象、气、兴等范畴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对当代文艺作品的审美与鉴赏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首先，针对当下审美泛化的倾向，对“味”的提倡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当下，正处娱 这样的后果是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而忽视欣赏对象的深刻思想的追求。对“味”的提倡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审美追求，改善人们的审美心理。
其次，对当下文艺创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人们的审美鉴赏活动。当下文艺创作呈现出粗制滥造的现象，这种创作趋势忽视了对文艺本身的“味”的追求。对“味”的范畴的研究和提倡有利于指导当下的文艺创作，提高创作质量，为人们提供具有更高审美意义的作品。
第三，有助于当代人们培养诗意地生活的审美理想追求。“味”本身其实代表了古典文人的恬淡、自然的诗意生活追求，代表了古代文人超脱的精神境界。有“味”的文艺才是好文艺，有“味”的生活才是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