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下是编辑给大伙儿找到的11篇穆斯林的葬礼的相关文章，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精神拯救等问题，人类往往企求能觅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文化现象的艺术手段，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与宗教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宗教除了负载一个国家或者群体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诉求外，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它的群体认同和话语系统也为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表现维度。宗教文学的出现可以引发人内心的神圣感与崇高感，使得人们回到内心，回到精神世界。宗教和文学创作是人类找寻生存意义的两种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曾经混合在原始神话中，后来这两者才逐渐分离出来，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宗教而言，救赎常常发生于理性无法抵达的地方，当人类面临生存困境而向上祈祷时，启示便从上而来，而这种启示完全依赖于神的恩典，非人力所能及。也就是说在宗教救赎的两端，一边是等待启示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类，一边是神的恩典作为，救赎完全来自神的意思。
对艺术而言，启示往往是以审美来完成的，无论是图画文字还是音符色彩等，一经艺术创造，便能给人以美的启迪。宗教救赎主题创作就是把从上而来的启示和个体个人的艺术创造糅合在一起，一方面在文学审美的维度上打开一个神性的维度，使人可以更加关注自己的灵魂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审美形式又打破了宗教救赎启示的自我封闭的局限。宗教的基础是信仰，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西方的角度来谈论信仰，但是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中国绝不缺少追寻信仰的精神。就各种宗教而言，对人生苦难的关怀和对终极拯救的盼望大致是构成宗教精神内涵的两个维度。苦难是人类的根本生存处境，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反抗苦难对人的压迫就成为人类的最大宿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宗教的出场就具有某种必然性。苦难意识和受难主体的文化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苦难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决定了对苦难起源的述说，对苦难过程的感知以及处理苦难的情感和实践方式。同时，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对宗教精神内涵的理解也显得截然不同。中国伦理的价值本源在于家庭血缘，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学思想为主导，释、道两家文化共同存在并发展的体系，其哲学观和人生观基本上都是世俗的，也就是立足于现实的此岸，而不是以彼岸为参照来设计人生图景。在儒释道思想中，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发挥这种潜能，根据自己的能力便能与天地相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没有一种绝对分明并且不可逾越的界线。故此，中国作品在对待苦难的态度上，倾向于一种公义论，大多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思路进行创作，造成人物悲剧的往往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或者是几个“蛇蝎之人”的破坏，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善良的人凭自己的能力便可以对抗生存的苦难。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所以其伦理的价值本源是宗教上帝，西方悲剧观倾向于对超验世界和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的探讨。对苦难起源问题观点也与中国不同，古希腊的悲剧多相信人的苦难来自命运，即一种人无法预测、无法主宰的超自然力量。就如奥狄浦斯王不想受命运摆布，却一步步无奈地陷入命运的罗网中，这是一种无故的受难，揭示了命运的强大，也即人无法战胜苦难。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上帝是绝对的权威的创造主，而人是受造之物，并且一出生就带着“原罪”，这样，人与神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逾越的界线。并且，人在苦难中没有能力救赎自己，而只能等待上帝的恩典的降临，才能得到最终的拯救。宗教救赎主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往往有两种，从作品所反映的主导思想考虑，可以分为非主题观念的救赎意识和主题观念的救赎意识两部分。其中非主题观念的救赎意识指的是“救赎”不直接表现为小说的创作主题，这类作品的救赎意识往往是作者深层的文化心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文学艺术形式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它们在抨击教会文化的同时，宗教救赎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因素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支配着文学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观点。
二、五四时期的宗教叙事文化心理
文学与宗教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等作品，既是各大文化传统的宗教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宗教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意义的向度，艺术为宗教提供了美的传播形式。虽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离不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但也离不开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因为寻求人类生存价值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宗教为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表现维度，尽管处在不同的历史转型期，宗教文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人类的精神与心理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而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繁复，越来越精致，但有些基本的特质是不会改变的，它们象一根生命的红线，紧紧地维系着人类作为一个文化族群在大自然的独特存在。”“宗教救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母题，在文学创作中既有继承性发展，也有开拓性体现。从中国现代史开始，在“五四”时期，冰心作为一位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作家，她常常以文学的方式大力宣扬基督“爱”的思想，在写作中常常突出“爱”的主题。如作品《超人》(1921年)，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主人公何彬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样……与其相互牵连，不如相互遗弃。”在这样的人生观支配下，他成了一个孤僻、古怪的人，对周围的事物都不关心，但最后由于受到禄儿的感化，得到了启示：“世界上的母亲与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互相遗弃的。”于是，他成了充满爱心的博爱之人。在主要以人性启蒙为目的的社会背景下，作家把基督教“爱”当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小说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救赎，但渗透在文本中的爱邻人、帮邻人的爱的思想，却带着浓烈的基督教“博爱”色彩。因此这是一个尝试以宗教资源尝试进行社会救赎的文本。鲁迅一生都在与虚无绝望抗争，虽知拯救的无望，但却不放弃反抗，反抗绝望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拯救的尝试，因此虽“明知前面是坟，但却还是往前走”。王本朝曾评价，基督教文化既为鲁迅的启蒙思想提供了价值反思之镜，也转化生成一种情感体验，即：忏悔与救赎，牺牲与超越。但是，“宗教救赎”作为一种创作主题，在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尽管现代作家很多受到宗教的影响，但他们的“宗教救赎”在时代思潮的背景下往往被屏蔽或者被改写。就如作家曹禺，在《雷雨》的《尾声》的初始版设置中，隐含“沉沦———救赎”的结构，周朴园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后，独自一人承受罪的惩罚，他把全部的钱都捐给了教会，并在倾听修女念诵《圣经》过程中寻找灵魂得救之路。可是后来作家却为了更加突出“披露封建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这一社会主题，而把这幕删掉了。
三、新时期的宗教叙事模式
时期，宗教大多被当成封建糟粕和批判的对象，特殊的社会形势使得宗教主题小说较少出现在文坛上，文学和宗教的联系被人为地割断了。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在新的环境下才开始有了改变。当时，较早涉及到宗教写作的文学作品是1981年发表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小说分春、夏、冬、秋四章，以“我”她心中都完全是真实的。我好像突然发现，她的心灵越往深处就越广大得不可思议”［2］。十五年后，我们相遇在泰山之顶，“我”向南珊表达了深深的愧疚和爱意，她却以“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2］来结束“我们”之间的这段爱情。全文贯穿了十年动乱中，青年一代对历史、人生、宗教和爱情的思考，最后作者安排他笔下的男主人公在泰山和南岳长老的对话来阐明他对宗教的观点。南岳长老说“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世上的宗教……主旨却终不过是劝导人间，使强者怜悯，富者慈悲，让人生的痛苦得到抚慰，于灵魂的空虚有所寄托……”［2］礼平在作品中表达了宗教可以抚慰人的痛苦，让人的灵魂得到寄托的观点，强调了宗教式的自我完善。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文学创作的自由性大大地加强了，但宗教还是属于敏感的话题，因此礼平将宗教引入到文学创作中进行讨论，这在当时必然会引起强烈的争议。
一、文学出版市场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与之相伴的精神生活需求日益旺盛，我国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正是由于新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学作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1．图书市场结构的变化。2016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销售码洋规模为701亿元，同比增长12.3%；2017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超800亿元，同比增长14.55%；图书品种数同比增长8.19%，其中，大众图书所占码洋迅速提升，从2012年的57.25%上升至2016年的61.37%。随着社会消费升级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图书市场逐步呈现向大众图书倾斜的趋势。所谓大众图书，即文艺类、少儿类、社科类和生活休闲类4个品类。在大众图书市场中，文艺类占据了30%以上的销量，是大众图书中仅次于少儿类的品种，也是大众图书每年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2017年文学图书总定价更是达到193亿元，占比达12%。2．原创文学质量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读者的阅读兴趣逐渐偏向务实和功利。近年来，文学出版呈现多样化的状态，严肃文学全面溃败，新一代作家群体的青春文学、穿越小说、盗墓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等娱乐或类型文学占据主要份额。娱乐或类型文学由于模式简单，可模仿性强，创作周期短，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大量出版商跟风创作，手法越来越简单粗暴，作品的质量令人担忧。文学出版市场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多种类的文学出版方式动摇了原有以精品文学出版为主的文艺出版社。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出版社为了迎合市场，投入大量精力转做健康类或经管类图书，减少甚至放弃推出文学类图书，使得原创的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有所下降。3．碎片化阅读影响变化。碎片化阅读方式的兴起，同样冲击着文学出版市场。在读者中占据较大比例的青少年读者，不再以纸质读物作为主要阅读物，而是大幅度转向阅读电子读物。碎片化阅读不仅影响着读者，也影响着作者，让作者很难沉下心写作。文学类图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相对较长，创作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准备期。所以，碎片化阅读时代，无论是出版商还是作家，都应该尊重图书创作的规律。文学精品是经得住市场考验的，碎片化阅读时代不妨碍实施精品战略，出版社只有努力推陈出新，多出优质图书，才能抓住读者群体，获得口碑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文学出版市场回暖趋向探讨
2018年8月28日，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组织举办的2018年社长年会在吉林长春举行，会上提到，2018年上半年，我国文学市场增长率虽然较2017年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是经典重印图书规模加大、新作首印稳中有升、读者阅读认知逐步提升等，这些都预示着文学出版市场有回暖趋向。1．国家政策支持和文学奖项评选。2014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倡导全民阅读。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是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为扎实地推进全民阅读深入有效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全民阅读活动。2018年1月1日，期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行，它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稳步向前发展，对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提升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建设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由2012年的76.3%上升到2017年的80.3%，全民阅读的持续深入推进为文学出版市场回暖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我国对文学作品的评选也对文学图书的销售起到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有很多文学奖项，比如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的茅盾文学奖；为鼓励中国优秀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作品的创作，鼓励优秀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设立的鲁迅文学奖；以鼓励新人为主的冯牧文学奖等，以及由各个出版社组织的如百花奖之类的奖项。这些奖项评比推选出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熟悉的作品，如《蛙》《推拿》《一句顶一万句》《尘埃落定》《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等。对于社会普通读者来说，各类知名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是各类专家从专业角度为大家挑选的优秀文学作品，省去了读者在书海中甄别筛选的时间和精力，为获奖文学作品的销售做了无声的推广和宣传。2．经典作品的再版带动销售。经过时代沉淀的经典文学作品有着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经典作品可以一读再读，每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对于出版机构来说，经典作品可以一版再版，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材料的不断出现进行补充完善。也正因为如此，在各大实体书店、当当网等畅销书排行榜中，再版的经典作品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修订版本的《张爱玲全集》、再版的《白鹿原》、因电影热映而再版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等诸多经典作品。经典作品的再版不是对原版内容进行简单的印刷出版，而是要修正前一次出版时不够完美、不够理想的情况，根据市场重新定位。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翻译出版社，其出版了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为代表的经典名著。这些名著因译文优美准确，贴近原著意境，学术价值高而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特别奖。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表示，该社主要出版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在每一次再版之前，出版社都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与之前版本样式风格的统一性、文本内容的整齐性、方便读者阅读收藏等，推出最完备的版本。如今，上海译文出版社依旧不断地引入新作品，再版经典深受读者好评和喜爱。打开京东经典文学作品畅销榜，前十名的畅销榜中，有超过五成是经典作品再版。在大量外国经典译文作品引进国内、经典再版后销售火热的同时，国内经典文学作品的再版也同样引起业内重视。2012年，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中国传统文学和经典文学作品再度拉回大众阅读的视野。经典作品是我国珍贵的艺术瑰宝，经典作品需要通过更为多样的途径传承发展，如影视化改编、文学作品再版等。为了体现与时俱进，经典文学的再版作品在封面设计、字体排版、内容定义等多方面都要进行合理修改和完善。如《新论语》做到了遵循原著，不增加任何文字，却对《论语》的提纲挈领进行重新编排。《新论语》分为内外两编，内编收录“子曰”之语，根据内容分为核心篇、路径篇、实践篇、例证篇和哲思篇，全面反映孔子思想；外编则收录弟子之言和其他辑录，同样分为评价篇、记忆篇和阐释篇，主要是从孔子学生等人的议论来阐释孔子思想。这样的再版形式可让普通大众一目了然地学习《论语》内容，进而了解孔子思想。可以说，国内外文学经典作品的再版是文学图书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图书稳健销售的重要保证。著名作家古龙的长子郑小龙曾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全新的包装和营销，将古龙经典作品进行再版传播，从而激活古龙小说的魅力。3．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消费习惯整体提升。2018年4月23日，泛社交泛娱乐平台陌陌了2018网民阅读报告，这份基于近万名成年网民的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得出相关数据。报告显示，有31.8%的受访网民在2017年阅读纸质图书超10本，51.5%的受访网民在网上买过书，63.4%的受访网民过去一年去过实体书店，其中78.3%的受访网民在实体书店买过书。《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跻身读者阅读十大图书榜单之中。随着政策积极扶持和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国实体书店告别“关门潮”，开始蓬勃发展，大到文化综合体、小到特色书店遍地开花。受访网民表示，实体书店所提供的价值不仅在于书，还在于创造一种现代时尚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精神文化体验空间。这说明读者对文化产品提供的形式和要求都在逐渐提升。随着社会人均购买力的不断提升，大众在满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满足，社会大众逐步意识到阅读的内在需求性和重要性，从而对阅读有了新的定位——阅读不仅是一种增长学问、自我进步的手段，还是心灵成长的途径。译林出版社的编辑陆志宙曾经说过，目前，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也是读者的成长过程，《查令十字街84号》就是一个例子。这本关于阅读、图书和书店的图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表现不愠不火，属于比较小众的图书，但随着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的上映，这本书忽然就开始畅销了。虽然电影的上映确实是这本书畅销的原因，但如果读者的阅读还停留在浅层次的基础阅读，也不会选择类似这种主题的小众图书，所以说，该书的畅销还是和读者的成长有很大关系。同时，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大众的阅读习惯也逐渐由纸质图书阅读向数字化阅读拓展，阅读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线上线下多层次的阅读方式让阅读无处不在，人们的阅读行为和消费升级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阅读市场的发展和文学出版市场的回暖。
三、推动文学出版重回市场主流
[论文摘要]回族社区法文化作为千百年来回族群众智慧的结晶，影响和规范着每一位回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是回族群体共同意志的体现。从历史上回族社区的形成及其文化变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的渊源，可以看出回族社区法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回族可以说是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东海之滨，都有回族居住。同时，回族又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大分散、小聚居”则是回族人口分布、居住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在城市回族分布居住中的体现尤为突出。
城市中的回族一般围清真寺而居，形成独具特色的回族社区。回族人把这种以清真寺(Masjid)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Jamaat，阿拉伯文的意义是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对回族社区的这一称谓，尽管Jamaat是源于阿拉伯语的音译借词，但所有的回族人都能听得懂。在英文中“社区”(community)的本义与Jamaat几近相同，是“共同体、集体”之义，指宗教信仰、种族、职业等方面相同的人构成的集体，但毕竟是两个文化世界中的语言符号。Jamaat作为文化主体自我定义的“社区”概念和象征，不论在其显性意义上，还是隐性意义上，都是对回族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统摄。Jamaat之清真寺——坊的立体结构正是回族人心灵与外表、回族社会和文化构成的生动象征。清真寺是社区的“灵魂”，是回族人内心世界的象征。因此，如果说伊斯兰教是回族存在的精神范式，那么Jamaat作为对回族精神世界的雕塑便是她的物质存在形式。
一、回族社区一——Jamaat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的变迁
Jamaat是中国回族赖以形成的基础之一，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相结合后产生的居处形式，也是回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一)唐宋时期“坊”的形成
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时起至南宋末年(1278年)，六百多年间，大批大食人不断通过陆路和海路来华经商。一方面，在异国他乡，这些穆斯林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最初仅仅是在中国境内过着集体的宗教生活，其后，有了永久性的宗教建筑；更后，又有了准备永远留在中国的信仰伊斯兰的人口。另一方面，由于唐朝实行的“市坊制”政策和“华蛮异处”的法律规定，对于这些外国的商人，唐政府专门在城中划了一片经商之地，称为“坊”，又叫做“蕃坊”，于是来华的穆斯林们就称这个聚居地为Jamaat。至唐代中后期，随着来华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在各个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城市中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Jamaat。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糜集者，日康府(广州)，该处有回教教师一名，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格，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诫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和回教习惯行政。”伊斯兰文化凭借jamaat这一形式植入了中国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富有自己特色的组成部分。
(二)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回族社区的发展
“元时回回遍天下”，继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蕃客”“胡商”之后，伴随蒙古帝国的崛起和西征，来自西亚、中亚及西域诸国的大批各族穆斯林东来人华，逐渐融入了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此时，Jamaat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的文化、地缘共同体在与汉文化社会的互动中，逐渐抹平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成为孕育一个享有共同文化的新的共同体——回族的“母体”。
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由此规范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促成了Jamaat内部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上的整合，回族就这样在Jamaat与其所处的汉文化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同时，以清真寺作为整个回族社区的中心及重心，进一步完善了清真寺——坊的立体文化结构，形成了处于汉文化社会之中的独特的回族社区文化。
(三)明清时回族社区的变迁
明清时期，为了对日益变化的社会进行严密控制，统治阶级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专制统治。封建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不惜一切代价，拒绝承接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与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于是也就有了泉州港等地的日渐式微。同时，这一时期的回族社区及回族文化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一方面，统治者在各地敕建清真寺，一些大的清真寺便有了“官寺”之称，如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相应地，清真寺亦将皇帝敕建清真寺的谕旨，以及封疆大吏的题字、刻石立碑或以匾高悬，并被许多清真寺传抄竖碑，这些来自大传统的“符号”又成为地方性社会——回族社区诠释自我合法性的象征，同时，这也表明回族社区已经被纳入到国家体系当中。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又采取种种高压强制政策，以达到其对回族及回族社区“去夷华化”的目的。如《明律》规定：“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回族社区由此而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随后出现的回族文化自救——经堂教育和“以儒诠经”活动则正是以儒学诠释自我文化的合法性，以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当代的回族社区在宣传伊斯兰教义，传承和弘扬伊斯兰文化，加强穆斯林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族社区作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中心、伊斯兰文化教育的中心、穆斯林婚丧殡仪服务的中心等将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一个样板和示范。
二、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的主要渊源
回族社区的法文化传统来源于伊斯兰法文化，而伊斯兰法文化是伊斯兰文化所具有的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伊斯兰法的文化渊源。伊斯兰法文化是伊斯兰学说的缩影，是伊斯兰法规定的典型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体现了伊斯兰教的精髓与核心。同时，由于回族社区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大环境当中，因此在不同程度上也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内容，由此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
(一)伊斯兰法文化对回族社区法文化的影响
回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对真主安拉的情感浓烈真挚，对伊斯兰教教义信仰坚定不移。《古兰经》和《圣训》等对于回族的日常生活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伊斯兰法文化在回族穆斯林H常生活习惯中处处浸润渗透。在规范穆斯林的行为上，凡符合伊斯兰教义者为“哈俩里”(阿拉伯语，意为合法)，否则为“哈拉目”(阿拉伯语，意为非法、禁忌)。伊斯兰教义对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功能及其深远影响，使其成为穆斯林的自觉行为准则，对于回族群众而言，具有明显的法的功能。如在回族社区内部产生的民事纠纷通常由清真寺的阿訇引经据典，用伊斯兰教义的方法来解决纠纷，如果思想上有抵触情绪者，阿訇则通常用教义予以解释说明，这使伊斯兰教义在回族中有了更为现实且实用的法价值和权威基础。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回族社区法文化的影响
回族既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同时又是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杂居的民族。最初来华的穆斯林，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但面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回族社区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例如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中国传统儒家法文化使回族群众普遍有了“合德者法、悖德者不法”的观念。从而“德”也成了回族评判主体思想、行为当否的价值标准。这就使得回族法观念脱不开儒家法文化的因子，敬老爱幼、笃信真诚、表里如一、刚正不阿等也是穆斯林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此外，在回族社区，乡规民约对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主体权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的规范，既有伊斯兰教教义之内容，亦有中国传统伦理法的内容，而儒家伦理法在乡规民约中的语言表述规范形式方面似乎更为明显r。
回族自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且又具有十分灵活的应变能力，不断学习和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法文化来铸造本民族的法文化传统，在经过长期社会实践之后形成了回族智慧的结晶，创造出了回族的法文化形式。
三、回族社区法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回族社区法文化包含有回族习惯法规范、回族法的心理、回族法的行为、回族法的组织等等。这些内容主要表现在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丧葬、饮食等与回族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
(一)宗教活动方面
回族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作为穆斯林，其日常生活主要受教义和教法的约束，要按照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规定从事日常宗教活动。穆斯林从小要会念“清真言”，以后要尽量学会念《古兰经》，并遵照《古兰经》的要求行事；穆斯林要每日五次礼拜，礼拜之前必须小净或大净；每周的星期五作为法定的礼拜日；要求12岁以上的男性穆斯林和9岁以上的女性穆斯林每年斋月要封斋；要求穆斯林诚实慈善，向穷苦的人施舍出自己的粮、钱、物等等。
(二)婚姻家庭继承方面
伊斯兰法主张婚姻自主、鼓励寡妇改嫁，提倡解放奴隶，特别是释放女奴，禁止鲸吞孤儿的财产，在对待妇女方面远比其他古代中世纪国家的法律宽大、温和，实现了男女平等；在婚姻制度方面严禁近亲结婚等规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我国回族社区中，特别是在结婚规定上，男女双方除在民政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领取结婚证外，还必须举行教法规定的仪式——请伊斯兰教阿訇主持念“Nikah”(证婚词)。证婚仪式结束，标志着一对婚姻关系的确立。现在缔结婚姻的程序虽然在逐渐简化，但结婚举行教法规定的仪式并未改变。回族习惯法不允许随意离婚，但如果夫妻关系确实紧张到不能共处，离婚也是允许的。
在遗产继承上，一般根据国家法律来处理。如果当事人双方或多方认为没有必要诉诸法庭裁定的时候，可由阿訇根据教法的精神和原则予以调解，达成协议以后，各方必须遵守。
(三)丧葬习惯方面
在丧葬方面，忌说“死”，称“死”为“无常”、“归真”，称亡人遗体为“埋体”。主张速葬、土葬、薄葬。不信风水、不用棺木，在人咽气后，由阿訇主持，按规定的程序用清水冲洗“埋体”。浴毕以白布所制“卡凡”(自布殓衣)包裹“埋体”。以上程序结束后，由参加送葬的阿訇和亲友向西而立为逝者站“者那孜”，仪式完毕，由男性亲友轮流抬送埋体到达墓地。“埋体”头北脚南面向西方安置于坟墓之中后，亲友为其解开“卡凡”的带子，然后封闭墓门。封门时要诵经、舍散乜贴，葬礼即告结束。回族在整个葬礼过程中禁止哭葬，认为这对亡人不吉利。回族习惯法要求速葬和薄葬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四)饮食及服饰方面
回族的饮食习惯，除了主食和汉族一样以面、米为主外，在肉食方面禁忌颇多。回族肉食中以牛羊肉为主，清代回族学者刘智根据伊斯兰教经典，在《天方典礼》“饮食篇”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凡禽之食谷者，兽之食刍者，性皆良，可食”。
回族不吃猪肉，禁食血液、自死的动物和未念“台斯米”(即奉安拉之名，安拉至大)而宰的动物等。这些禁忌均源于伊斯兰教的经典规定。《古兰经》明确规定：“准许他们(指穆斯林)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禁止吃自死的动物、血液以及确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触死的、野兽吃剩下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可以吃。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食自死动物和血液，在卫生科学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死的动物和血液，有可能含有诸多病菌，吃了自然对身体有害而无益。饮酒也为伊斯兰教所严格禁止。《古兰经》规定：“饮酒、、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回族穆斯林的服饰已成为回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保持着鲜明的伊斯兰宗教特色，男的戴小圆白帽，女的戴盖头，根据年龄的大小对妇女戴盖头有不同的要求：少女戴绿色的，中青年戴黑色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回族服饰习惯法与婚姻、丧葬等习惯法相比，变化最快。过去我国西北甘、宁、青一带回族妇女戴盖头的很多，但现在戴盖头的妇女相对少了，中青年妇女不再戴盖头，更多的妇女以医院护士工作帽式的白帽替代了盖头，能见到戴盖头的只是一些老年穆斯林妇女，这与习惯法观念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新疆高校管理面临着意识形态渗透和恐怖活动的危机。一是东突势力加紧向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渗透。西方国家支持、纵容形形色色的“东突”组织活动，为他们提供讲坛、经费和种种便利条件，千方百计地推进“新疆问题”国际化；毗邻新疆边境的很多地区成为极端势力生存的沃土，乌克兰、吉尔吉斯、格鲁吉亚等国的“颜色革命”后，我国原有的西部地缘战略缓冲区逐渐消失。二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对抗直接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在环新疆周边的中亚、南亚及东南亚一带频繁活动的跨国恐怖组织达50多个，甚至在我国西部形成了一条由中亚的“伊扎布特”、“乌伊运”到南亚的“塔利班”、“基地”、“东伊运”组织的国际恐怖活动弧形高发地带，对新疆的政治社会稳定直接构成严重威胁。在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和控制下，“世界伊斯兰联盟”中的宗教极端势力和伊斯兰原教旨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台比力克”等，多次到新疆宣传煽动和发展成员。20世纪90年代后，这些极端势力逐渐由南疆扩展到北疆，并把渗透的主要对象由农牧民扩散至城市市民，由成人扩散至青少年，由文化层次低人群扩散至大中专院校师生。
二、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构成新疆高校危机管理的复杂本土情境
（一）多民族的复杂环境影响高校生源结构和校园稳定
多民族本身并不会带来安全稳定方面的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新疆的多民族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占人口的大多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新疆有55个民族成份，总人口2181.5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298.59万人，占59.53%，高于汉族人口比例[2]。在民族聚居区，90%以上是少数民族，甚至有的县市大部分居住着同一民族。在校大学生中，35%是少数民族，有“民考民”、“民考汉”等形式的民族生班级，学生宿舍也往往采取“3+3”或者“4+2”形式混住。二是小聚集和大杂居并存。汉族大多居住在城市和比较靠近城市或交通要道的城镇，生活地域狭小且集中；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地域广阔的乡村、山区和农牧区。长期以来交通不便、生产落后、人口密度低等原因，各族之间交往困难，基础教育水平低，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缺乏开阔的视野，大学生生源质量不高，分辨是非善恶能力较弱，容易被“三股势力”所利用。三是跨界民族比较多。新疆主要的跨界民族有9个，极易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相互影响，民族跨国迁移、民族分离现象等都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引发的问题也往往成为新疆高校大学生关注的焦点，是极端势力煽动、造谣、蛊惑的突破口。
（二）多宗教信仰影响高校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新疆地区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6种宗教。其中，维、哈、回、柯、乌、塔吉克及塔塔尔等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全区现有宗教团体88个，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753座，人均拥有清真寺数量居世界第一；宗教教职人员2.68万人，其中，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65万人。宗教信仰对新疆青少年的影响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少数民族青少年信教比例高。尤其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氛围浓厚，很多青少年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家族或家庭的宗教活动，家长要求他们必须读《古兰经》、做祷告，孩子出生、结婚、葬礼等人生重要时刻都要请阿訇举行仪式，甚至鼓励孩子参加宗教人士选拔考试。新疆高校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宗教与习俗的区别认识不清，往往在校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家就照旧参加宗教活动，甚至在学校宿舍偷偷做“乃妈孜”，穿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示。二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宗教虔诚度高。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信仰宗教是理性的选择而不是被动接受或者一时兴起；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教非常虔诚，认为信教“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命运真主已经安排好，无法改变”，甚至认为自己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奖助学金的发放说到底都是“真主”给的。每年都有因笃信宗教，不能参加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以至无法顺利完成学业而被劝退或者主动退学的大学生。三是地下讲经点屡禁不止。一些父母允许自己的子女去地下讲经点学经，有时甚至帮助招揽学徒、故意隐瞒或隐藏讲经点。自治区教工委、教育厅曾在新疆8所高校做的调查显示，只有49.7%的学生“认同中华民族”，51.3%的学生“认同伟大祖国是中国”，45%的学生“认同中华文化”，44.8%的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问题上，甚至有2.2%的学生认为“不符合历史事实”，6.7%的学生“不清楚”。这说明受宗教和分裂势力的影响，少数大学生在“四个认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等问题上存在模糊甚至错误认识。新疆近年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尤其是“7•5事件”表明，境内外“三股势力”大都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蛊惑煽动青少年，参与“7•5事件”的骨干分子和不明真相的群众90%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其中部分是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学生。
（三）多文化和多语言的情境影响大学生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
新疆文化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汉文化。文化的多元，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出彩，但也会在磨合中触碰到各自的民族个性，摩擦增多，整体共同性不高。新疆的民族分裂思想一直有生存的土壤，一定程度跟这种多元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新疆的语言文字也呈现多元的特点。除通用汉字外，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通用的语言，其中维、哈、柯、蒙、俄、锡伯等还有自己的文字。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母语交流，民族聚居的地方更是通用民族语，很少用汉语。由于青少年自小汉语水平低、师资弱，加之缺乏汉语学习的语言环境等因素，“双语”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很多汉族大学生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生说不好普通话，相互之间交流少，甚至相互歧视，影响校园的安全稳定。同时，高校推行统一的国民教育存在困难，需要分进度、分层级、分类别缓慢进行，难以形成相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取向。从长远看，少数民族毕业生融入现代社会也较困难，处理不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直接威胁新疆高校的安全稳定
（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渠道多样且手段隐蔽
一是目标明确。宣扬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观，破坏新疆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宣扬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观，破坏党的宗教政策；宣扬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破坏新疆人民对统一祖国———中国的认同；宣扬以突厥文化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观，破坏新疆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领域广泛的渗透和赤裸裸的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对新疆高校的安全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二是渠道多样。通过从境外偷运书刊、制作音像视频等，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标语、传单、手机和社交网络等，进行煽动和串联；利用宗教场所、学术讲坛、“泰比力克”宣读等形式，鼓吹民族分裂、；煽动穆斯林群众去境外朝觐，借机进行“洗脑”，在其中建立组织、培养骨干，诱惑学经的青少年充当暴恐活动的马前卒。三是手段隐蔽且具欺骗性。“三股势力”通常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鼓吹所谓“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叫嚣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消灭异教徒和非教徒，享受来世的福祉；利用国际原教旨主义的死灰复燃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欺骗、蒙蔽和煽动具有朴素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感的人群，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大学生。
（二）向教育系统渗透，目标瞄准青少年
一是提出所谓“知识化、年轻化、武装化”的行动目标。通过简化宗教规程和宗教形式，吸纳青少年和大学师生加入极端组织；打着维护所谓“民族文化”的旗号，制造谣言、挑拨是非、恶毒攻击政府推行的“双语”教学和宗教政策，煽动青少年对党和国家的不满情绪；以学术探究为幌子，迷惑大学生，诱导他们走上为“圣战”而“殉教”的犯罪道路。“伊扎布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极端组织发展学生成员时，往往租住在高校附近，以交朋友、学经等名义拉拢入伙，通过售卖、免费赠送或者雇佣学生散发附有宗教标志的传单、小商品等形式联络感情；一些境外反动组织以经商、赈灾为掩护，资助学生出国旅游、留学。“东突”组织甚至声称：“共产党讲教育从孩子抓起，我们讲教育要从姑娘抓起。她结婚后生孩子，就会教育和影响孩子。”为此，加紧实施所谓“母亲工程”“、未来工程”，渗透对象趋向女性化、低龄化。二是重视舆论宣传。他们不但积极组织出版汉、英、维、哈、蒙、藏等多种文字的反动书籍、报刊和音像资料，还建立了“麦加”、“伊朗伊斯兰”、“沙特吉达”等多座境外电台，以及“维吾尔在线”、“麦西来甫”、“东突信息中心”等20多个网站、论坛和维语播音室。新疆文化市场上非法出版物种类之繁、数量之大、流通渠道之多，目前达到了一个峰值，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和复杂。
（三）暴恐活动多发，维稳任务艰巨
在新疆境内外活动的恐怖团伙主要有伊吉拉特、伊扎布特、东伊运、穆斯林兄弟会等一批。据公开资料显示，“7•5事件”之前，1990—2001年，境内外极端势力采取爆炸、纵火、骚乱、暗杀、投毒、割喉、袭击等方式，在我国制造了200余起暴恐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2008年打掉各种暴恐团伙73个，侦破“三股势力”针对奥运会恐怖袭击的案件20起，梳理出涉恐重大敌情239条。“7•5事件”之后，新疆发生的重大暴恐案有10余起。仅2014年上半年，新疆公安机关先后打掉115个暴恐团伙，抓获334名在逃犯罪嫌疑人，52名涉恐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多数暴恐团伙在预谋准备阶段即被打掉。这警示我们，暴恐事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发生，高校远非安宁之地，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新疆反恐维稳的任务十分艰巨。
四、民族区域自治构成新疆高校危机管理的特殊法制情境
（一）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团结政策法规是新疆高校危机管理的外部框架
自治区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骨架，不断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营造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反分裂、反渗透教育积极的法规政策环境。据统计，至2008年底，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127件，通过法规性决议、决定28件，批准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各自治州、自治县单行条例100件。2013年，自治区出版发行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2008—2012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2008—2012年）》。以上政策法规中与教育相关的，需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双语教学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的相继出台，“双语教育”被写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明确了民族语言和汉语教育的原则、责任和目标，将推进双语教育作为各级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问责制，为进一步深化双语教育提供了法制保障；二是民族团结教育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是我国首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地方性法规，明确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原则、目标和相关法律责任，对于新疆高校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新疆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关于宗教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法规是新疆高校危机管理的具体指南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提醒公民（包括大学生）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允许强迫、诱导青少年信仰宗教，绝不允许宗教干预教育。《宪法》：“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教育法》：“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提出“四个绝不允许”，强调“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十八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其次，自治区立法机关和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对非法宗教活动和高校师生的信仰行为进行了明确界定。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规定：“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和妨碍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婚姻等制度的活动”，“宗教教职人员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爱国守法”，“未经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开办宗教院、校和经文班（点）。”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规定“：禁止宗教干涉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的活动，不得在学校从事有宗教色彩的活动。”自治区《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工作要点》提出，要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坚决抵制宗教对学校的渗透和影响，坚决制止教师和学生参与宗教活动及任何非法组织和活动。近年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严厉打击“三非”（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音像制品、非法宗教网络）。2013年自治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为指针，正确把握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整治“三非”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重点举措，政策明确具体，措施务实管用，完全符合新疆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对我们做好高校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管理指明了方向。二是“两个不得、五个严禁”。为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的渗透，对校内外的宗教活动做了具体规定。要求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师生在校内外组织或参加宗教活动，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2014年《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以立法的形式对民族服饰和宗教服饰做了区分。这些政策法规为新疆高校危机管理的分寸拿捏提供了法制依据。
但阿飞几次三番的推荐，又云此书得过茅盾文学奖、冰心作序之类，盛意难却，于是在一个月前从他那里将书取来，不料此后琐事太多，一直把书放在角落。再见阿飞，他问我觉得书如何，我很是羞愧，于是放下游戏、电影，专心的看书。
600多页，50多万字，一目十行的花费了2个晚上将它读完，最大感想就是真累。我看的是精装硬皮版本，重而且翻页不方便，躺在床上看这样的书是很难过的事。第二感想就是，为什么是一个悲剧？所有人团团圆圆不好么？
看题目晓得是讲述穆斯林的故事，不过不明白为什么含有葬礼这个词，可能葬礼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色吧。于是带着猜测，进入了作者精心编制的圈套，进入了穆斯林人的世界，了解他们的习俗、生活习惯，直到看到新月的葬礼，作者在那里尽情的煽情描写，才有点模糊的了解了书名的意义，葬礼是一个终点，而进入下一个轮回，这里是全书写的最好的地方。有人说落泪了，我却没有，因为我经常看CCTV的采访节目，已经对这种煽情麻木了……
全书通过玉以及月贯穿起来，并作为每个章节的题目，新意十足，而且采取罕见的时空穿插的叙述方式，将一段让人唏嘘的穆斯林的家族一家三代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加入了琼瑶阿姨的缠绵悱恻的爱情，要么阴阳相隔，要么天涯海角，让人感慨不已。作者的文字功底超强，描写相当到位，他们的大宅子以及很多玉的描写，对后辈们有很好的帮助。结尾，冰玉回来了，可是“您想见的、不想见的，都没了”，还找不到女儿新月的坟墓，只得在园中默默的徘徊，而新月生前所爱的雁潮，正在为她演奏着她喜欢的小提琴……
这是一部不错的小说，但是并没有达到阿飞说的改变人生观的地步，毕竟它离《平凡的世界》的距离还有点远，它们都是一样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是众多人极力赞扬的部分是人物性格的描写，不吝比如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之类的赞扬，而我却不这样认为……
说说君壁，性格转变的最突然，我还依稀记得她开始时候的温柔坚强，变成韩太太就只剩不可理解了（这点在对待老侯特别明显），而新月死掉之后，她又忽然变得那么有爱心，是良心发现？我无语，从来不去医院看新月的她，在死了之后态度一下子变得热乎，奇怪不？赎罪？
说说子奇，开始给我们的印象是坚强、有谋略、有担当，而在英国莫名其妙的与冰玉结合的原因是战争、及从英国回来之后就变得唯唯诺诺，他们回来之前难道就没有一点考虑么？他的师傅在作“郑和下西洋”的吐血身亡，也是让我相当雷的：看的时候我说千万千万不要出差错，结果直接把人搞挂掉了，发现作者总喜欢在人诞生一点希望的时候，直接一脚把它踩灭还吐口唾沫……
说下新月吧，她的粉丝应该是最多的，美丽聪明善解人意，是所有人梦想的类型，开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君璧不喜欢她，结果作者来了一个新月她妈原来是冰玉！真是他妈的，新月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懂事了好不好？“小姑娘挣脱了姑妈的怀抱，扶着栏杆往前跑，顺着廊子跑到了西厢房廊下”，“在你还不到三岁的时候就扔下了你”，三岁的孩子，个人觉得至少连自己的妈妈应该不会忘记的；
天星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愣子，除了爱护妹妹，还给他安排了一段无即而终的初恋，没有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有相爱的人，都不能在一起？！倒是天星最后的老婆淑彦描写到位，具有那个年代的中国妇女的所有优点，我喜欢。
说说雁潮，到最后都不晓得给他带来无限痛苦的爸爸身份（如果是我看书太快漏过了，对不起），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个，为了应付当时特殊的时代么？雁潮这个书生的作用，就是为了衬托新月的不幸，真爱来临的时候却没有机会享受，他算是悲哀到及至，而他的博学儒雅，以及与新月之间的有点没来由的爱情，在这个题目下只能沦为牺牲品，成为作者发泄的对象。
摘 要：《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不同的爱情故事，经历的不同的命运变幻。文章讲述了梁家第二和第三代人的爱情悲剧，展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延续与变化，并揭示了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深刻地展现出文本蕴含的悲剧力量。
关键词：爱情故事 悲剧延续 原因分析
《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形态却又交错纽结的爱情悲剧。小说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深情回望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1]。
一、韩子奇的爱情悲剧
梁家第二代的爱情故事是关于韩子奇与梁君璧、梁冰玉俩姐妹之间的情感纠葛。师傅梁亦清的突然离去，使这个家失去了支柱，也使韩子奇与梁君璧的结合成为理所当然。他们的婚姻有爱，但更多的是责任。韩子奇作为梁亦清唯一的徒弟，并且在这个家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他们之间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这份养育之情他应当报答。当梁君璧让他娶她时，他没有反对，并且他们的婚姻遵循了伊斯兰教规。虽然没有应有的聘礼和隆重的婚礼，但他们心里是感到幸福的。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爱是兄妹之间的情感，具有报恩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爱情是得到承认的，并且在之后的生活中这种感情一直都在。所以，韩子奇对梁君璧的爱无可否认。然而他们的爱情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这也推动文本情节的进一步展开。
抗日战争爆发，韩子奇到英国去避难，在此期间与他相伴的人是梁冰玉。无情的战争，陌生的异国生活，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冰玉曾经所经受的情感创伤，使她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韩子奇内心沉寂的爱也被唤醒，玉儿的独立、开放、知性，让他体会到了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结合看似偶然却又顺理成章。他们的爱情虽然在道德面前碰了壁，但让心灵绽放了光芒。可是，人生不是一场梦，梦醒之后可以忘记，而人生不可以；人生也不是一部书，书成之后还可以删改，而人生不可以，人生从来没有蓝图。度过了人生，才完成了人生。历史从来都是即兴之作，你不能改变它的曾经存在，也无法重写。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留下了[2]。十年过后，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轨道，旧日的兄妹之情仍以夫妻的形式存在，如今的男女之爱则要以兄妹的面目出现――爱被命运排错了位置[3]。如果说韩子奇离家十年的过程是他理想爱情实现的过程，那么当他回到以前生活的现实中时，这种理想也就破灭了。虽然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允许一夫多妻，但禁止娶两姐妹，当韩子奇和冰玉回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家时，还没来得及享受重逢的喜悦，就将面对这艰难的抉择。璧儿不会选择离婚，也不会选择接纳玉儿，她的信仰不允许她这么做。她的那一巴掌不是为了自己打的，而是为穆斯林打的，为她所坚持的崇高的信仰打的。韩子奇在事业与爱情的面前，选择了自己痴迷的玉器事业，选择了留在这个家而没有跟随玉儿远走他乡。他的懦弱和沉默，迫使玉儿离开，也让他和璧儿的婚姻名存实亡。玉儿坚持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坚持着自己对于真爱的追求。她的放弃不意味着失败，即使伤痕累累，她宁愿保留理想中爱情的完美，也不愿让残缺的爱在现实中苟延残喘。在这场三个人的“战争”中没有胜者，留给我们的是满目疮痍的爱情。
二、韩新月的爱情悲剧
梁家第三代人的情感经历主要是韩新月和楚雁潮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既受到上一代人爱情纠葛的影响。又有着自身的悲痛。新月是梁冰玉的女儿，却生活在梁君璧家，她所得到的母爱没有温暖，但她依旧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当她如愿踏进北大的校园时，却意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和楚雁潮老师最初只是师生之间的关心与交流，随着不断接触，他们共同分享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之后新月被查出患有心脏病，他们之间的交往增多，感情也渐渐显现出来。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韩太太却棒打鸳鸯，将他们强行拆开。这种传统的“棒打鸳鸯”的悲剧模式中，爱情的反对者一般是实有其人，如《白蛇传》中的法海、《牛郎织女》中的王母娘娘、《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父，而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它虚化为一种宗教力量――回族不能与“卡斐儿”结婚的伊斯兰教规[4]。其实，对新月来说更可怕的是这种教规已内化为自己“母亲”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在新月生命垂危之际，韩太太依然坚决反对她与楚雁潮的爱情，她宁可让新月死也不愿丢人现眼。面对阻碍，楚老师没有退缩，他愿意信奉伊斯兰教，但还是没能打动韩太太。没有了生活的期盼，爱情的希望就要破灭，生命的花朵就要凋零。这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们的处境都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环境的压迫使得她们一步步向现实退让，最终都抱恨而终。黛玉临终前所说的：“宝玉，宝玉，你好―……”和新月用生命最后的力气，等待天亮，等待她所爱的人，但只留给我们一个字“楚……”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向我们传达了那还未来得及言说的爱。新月走了，带着遗憾、伤痛。穆斯林的葬礼，神圣、纯洁、庄严。它不仅是新月的葬礼，也是整个家族的葬礼，整个故事的葬礼。韩新月和楚雁潮，是为了真爱而活着，他们的爱情可悲，可叹，但又可敬！就像作者所说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对自己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5]。”
三、悲剧原因
小说中的悲剧，是美的价值被毁灭的悲剧，是两种文化碰撞的悲剧，是固步自封的民族文化的悲剧。造成上述爱情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韩子奇与梁冰玉爱情悲剧的产生是因为的束缚，而新月与楚雁潮则是因为的不同，被民族分歧拆散。可以说他们爱情理想的破灭，都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都曾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都体会到真爱的滋味，但最终却没有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荆棘鸟》中也写到了宗教束缚下的爱情。主人公梅吉与拉尔夫教士的爱情之路布满了荆棘，充满了疼痛。梅吉坚强而美丽，拉尔夫高大而优雅，他们真心相爱但却因为教士不能结婚而无法在一起。梅吉对抗的是上帝，她想从上帝的手里抢夺拉尔夫，结果注定失败，虽然她从来不曾放弃[6]。楚雁潮坚定执着，为了这份爱情愿意信奉伊斯兰教，拼尽全力却终抵不住生命的脆弱，也无法改变新月从出生起就是穆斯林的事实。梁冰玉，经受了新思想、现代文化的洗礼，在与韩子奇的爱情中表现出果断与爱憎分明，充满女性自觉意识[7]。她为真爱也进行了抗争，她不介意韩子奇是她的姐夫，却触犯了伊斯兰教义，被迫离家出走，远离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女儿。在小说中，楚雁潮对爱情进行抗争的这份勇气，让我们看到上一代人未能坚持到最后的爱情，在下一代人身上却进行到底，他们的爱情敢于挣脱宗教的束缚，将心灵之爱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悲伤的同时也感到欣慰，虽未开花结果，但那种抗争的精神却可歌可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化的融合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对于各民族宗教文化的束缚我们要敢于去抗争，打破各种文化之间的狭隘偏见，以求得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
（二）封建家长制
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现了梁君璧这一封建家长的典型。对于新月，虽不是亲生的但她也养育了这么多年，作为母亲，女儿的情感生活她有权利干涉。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一方面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是卡斐儿和穆斯林的碰撞。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梁君璧所不能够接受的。她企图用自己的传统的封建权威来塑造新月，拒绝她的独立与自由。新月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她想冲破束缚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造成了她们之间的冲突。最终，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还是被封建家长制压垮。梁君璧身上带有很强的控制欲，打着母爱的旗号，醉心于权力的享受之中，即使这样也无法抵制她生命的空虚，无法阻挡她人格的异化。最终，他们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者。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封建家长制对于社会发展、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阻碍作用。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对儿女情感生活的破坏。她不想和别人共同分享儿子的爱，对儿子的婚姻进行破坏，导致儿媳妇的死去。她害怕女儿拥有自己渴望得到却从未得到的爱情，便亲手断送了女儿长安的幸福未来。她病态的发泄与报复，也使自己走向了毁灭。
（三）个人性格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由此可见性格因素对小说中人物命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我们无法去责备他们性格的好与坏，要知道人无完人，或许正因为这样，才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作品中刻画的性格最为鲜明复杂的人物形象是梁君壁。她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少年时代，她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勇敢地以身相许，并发誓帮韩子奇重振奇珍斋。可是当她成为女主人之后，便逐渐成为一个恪守教规、乖戾封闭、保守冷酷的女性。在发生丢宝事件后，她狠心地辞退了为奇珍斋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侯，令其全家生活无着；在博雅斋时代，她出于世俗的功利目的，一手包办了儿子天星的婚事，使儿子痛苦莫名；出于狭隘的宗教观念，她硬是拆散了女儿新月与楚雁潮这对有情人；出于情仇和嫉妒，她不能容忍妹妹与丈夫的关系，终于使他们心力交瘁，各奔东西。与此同时，小说也展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另一面。她尽心抚养新月，收留海大嫂，对儿子倾注爱心，就是对丈夫韩子奇，她也尽到了为妇之道。通过对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层揭示。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剖析了坚持穆斯林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梁君璧这个形象的文化内涵。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文化的撞击下，她彻底失败了。不但儿子没有得到幸福，女儿新月早夭折，丈夫孤寂地死去，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她共同生活几十年的丈夫并非一个纯粹的穆斯林，而他们的儿子自然也不再是纯粹的回族了[8]。
朱光潜先生说：“悲剧比别的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9]《穆斯林的葬礼》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包含了两代人的群体性的爱情悲剧。通过对这些爱情悲剧的描写及原因的揭示，我们深刻体会到文本中的悲剧力量――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注释：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内容简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周显峰：《爱的毁灭与延续――浅析<穆斯林的葬礼>主要人物的命运》，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11期。
[4]夏金兰：《在夹缝中生存的爱情――浅谈<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年，第11期。
[5]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6]宋洁，张虹，刘丽敏：《宗教与爱情――<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之比较》，学苑撷英，2010年，第7期。
[7]胡进：《悲剧人生中的命运和情感捉弄――读<穆斯林的葬礼>》，北方文学，2010年，第5期。
[8]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赵军荣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
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去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去，就让她死于信仰之中。
啊，安拉！不要为他的报偿而剥夺我们，并且不要在他之后，把我们来作试验。——穆斯林葬礼上的祷辞
第一次听说《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是听至交好友介绍的。说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也很感人，曾感动了一辈人，当然也感动了我的这位好友。鉴于他的强烈推荐，我不禁有种马上要看的冲动，但更有几许怀疑，这书真有他们传的那么好么？说她好，她到底好在哪呢？书拿到了，粗粗一看封面，很平常，简单的文字和几笔图画，一弯月牙一行回文，看不出有何奇特，感觉是很普通的一本书，洋洋数十万字，也没有感到什么奇特地方。匆匆粗略看完这本书，才在脑海形成一个大概格局，但我再次欣赏此书时，却得到了更多的感触，惊叹于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笔触，可以让人陶醉在那样的意境里，让我真实地感觉到和主人公进行一次零距离接触，为他们欢乐，为他们痛哭，当一个个的送他们离开人间的时候，也为他们生死离别折磨的痛彻心肺，甚至于担心自己葬礼先于书中葬礼而举行。默默地，我流着泪，以特有的方式向已逝去的人表示我最沉痛的哀悼！
这本书巧妙地将玉与月作为线索贯穿整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读来着实让人心动！韩子奇是梁君璧、梁冰玉的父亲梁亦清收留的孤儿。为了师傅临终的遗憾，也为了他自己爱玉如命的嗜好，他和梁家的大女儿梁君璧结成了连理，并成了梁家的主人。随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了和他师傅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成就了他在这一行业的顶尖地位。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为了他心爱的玉，他背井离乡，携带了他的全部玉器来到了英国。而战争的硝烟同样弥漫到了英国。在痛苦与绝望中，韩子奇与相依为命的梁冰玉相爱了，他们在绝望中努力找到了希望。并有了爱情的结晶——新月。在国外飘泊了数年后，还是为了玉，韩子奇回到了妻子的身边，带着女儿，守住了他的玉，继续做着玉的奴隶。
六十年代初，韩新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大的西语系，也就是她亲生母亲梁冰玉曾经就读过的燕京大学的前身。在北大，新月和他的年轻英文老师楚雁潮深深地相爱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命运偏偏就是如此的残酷，新月，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却在他风华正茂的岁月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是一种不治之症。在楚雁潮的支持、鼓励下，新月勇敢地与病魔作着斗争，即使病魔缠身，她还是积极、乐观地生活着。想着等到病愈那一天重新回到校园。而另一方面，对于新月来说，最渴望得到的就是母爱，从他记事起就似乎没怎么受到过母爱，一位母亲该担心的，该操心的事，全是由疼爱自己的姑妈所取代，似乎姑妈更像妈妈。每当新月看到写字台上那张六寸大小与母亲的合影时，才会感受到隐约的母爱。她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当新月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后，她微弱的心脏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和楚雁潮的真挚爱情也最终没能留住她的生命。新月带着无尽的遗憾闭上了眼睛……
几年后，当新月的亲生母亲梁冰玉到女儿坟前看望女儿时，发现了一位中年男子，矗立在亲人坟前，用小提琴深情地拉着《梁祝》……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看到穆斯林我们想到最多的还是伊斯兰教、清真寺；关于回族，我知道的也很少，只知道回族人都很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头上都戴一顶小白帽；仅此而已。《穆斯林的葬礼》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在这部长达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里，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示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及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作品清新流畅，质朴无华；以细腻的笔触探测人的心灵，读后荡气回肠，留下深沉的思索，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关穆斯林的精神生活。
【作品简介】
霍达，当代著名女作家，回族人，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她认为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追求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她的作品清新流畅、质朴无华，善于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人的心灵。其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有多部作品在全国获奖。
《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60年兴衰的历史，叙述了两代人对婚姻爱情的追求与抉择，描绘了回族人民在人生舞台上的悲与喜，揭示了他们在政治、宗教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间接地回顾了近代中国穆斯林漫长而坎坷的历史足迹。
【焦点透视】
这部小说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同时，对穆斯林信徒的日常生活习惯、婚丧嫁娶风习做了详尽、细致、真实的描绘，对玉器雕刻等文物行业的行规、工艺流程作了详尽的介绍，在给读者增加了许多知识的同时，帮助读者对小说中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也使得这部作品少数民族生活气息与民族特色更加浓郁。
【精彩片段】
梁亦清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件乾隆三十五年由扬州的琢玉艺人做成的艺术珍品《秋山行旅图》。……琢玉时用的是新疆山料青玉，这玉的质地、石性重、绺纹多、颜色青黄。艺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特点，琢成山林秋景，浑然天成，真实感人。尤其巧妙的是，艺人们没有拘泥于原画的尺寸限制和画面布局，而是根据玉石的自然形态，随着沟壑起伏，安排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将人物点缀其间，使得整座玉山浑然一体，人物、树木有聚有散、有藏有露，而又都牢牢地附着于玉山之上。画家的笔墨被立体地再现，又不失原作风貌、意趣……
梁亦清的思路清晰了，终于找到了一条让玉雕宝船下西洋的航线！他重新审视那块未加雕琢的玉料，看到的已是完成后的景象：
整座玉雕分为三个层次，用三种不同的雕法。第一层，宝船。船身浮在波涛之上，船头高昂，船楼巍峨，甲板、绞盘、铁锚、铁链历历在目，郑和和文官、武士、向导、水手、舵工、仆役……各执其事，栩栩如生。这些，一律用圆雕手法，活灵活现，一丝不苟；第二层，桅杆、风帆、绳索、旌旗，一律用透雕和高浮雕结合的手法，飞动鼓起之处，似在风中翻卷，交错连接之处，则巧加组合；第三层，是前面两层的衬底，用浅浮雕手法，镂刻出连天的海浪，流动的云彩，海鸥翱翔其间，星月出没其里，而前面的桅、帆、绳、旗，也都有了倚托，转折重叠繁复之处，暗暗与海天相接，灵动而不失其本。整座玉雕，刀法变幻，繁简交错，将绘画的“平远”和雕刻的“深远”有机结合，展现出浩浩荡荡、雄浑博大、威武悲壮的气势和意境，仿佛五百年前那震惊世界的航海奇迹又重现了！
赏析
选段介绍了“玉器梁”借鉴《秋山行旅图》构思自己作品的经过，详细描写了“玉器梁”想象中的《郑和航海图》，给读者展现了一件精美绝伦的玉作，也让读者对玉器雕刻技法有所了解。
探究练习
1.选文第三段中“五百年前那震惊世界的航海奇迹”所指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2.请结合选文内容为文中梁亦清的作品起一个恰当的名字。
3.阅读选文第三段，归纳玉器雕刻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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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团结教育的四种方法
（一）激趣导入法
在人教版高中语文《边城》的课堂教学中，笔者先以一个猜想：“湘西地区历来苗汉杂居，翠翠是苗族人还是汉族人？”启发学生对不同民族性格及其成因的思考。汉族的“翠翠”摆脱了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压制，大胆追求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越来越绽放出自己的光彩。苗族的“翠翠”在国家扶贫政策、民族政策等的大力支持下，走出大山，走出边城，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的课堂导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入学生心灵深处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
（二）结合背景法
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昆明的雨》是汪曾祺先生为他所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写下的文字，这里世居着汉族、彝族、回族、白族、苗族、哈尼族等26个民族，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与风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遍布全城的民族特色美食，有正宗的过桥米线、炸洋芋、耙肉、饵丝及各类野生菌等，是身居外地的昆明人挥之不去的怀念，也是游人乐此不疲的美味向往。每一篇课文都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将作品的背景与现实相结合，让学生了解相关背景，融入课文情境，体会课文情感，提升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三）拓展延伸法
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综合性学习·以和为贵》提出：“以和为贵，可以治国，可以安邦。”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与人为善，追求和平、和睦、和谐，是生活习惯，更是文化认同。可以说，没有“和”的滋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没有“和”的润泽，就没有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教学的延伸，将课文的背景与现实相联结，注重课文的拓展与延伸，让学生在课文的引导下，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团结意识。
二、民族团结教育“四类型”组织形式
（一）单篇教学组织形式
历史发展到现在，民族团结一直在发展、进步，各民族的文化一直在交流，彼此互相包容，共同进步。例如，《一滴水经过丽江》中的四方街，展现的是汉族、藏族、白族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态景观和文化形态，也论证了各民族在历史上就有和谐相处的形态。民族团结已成为中华文化支脉之一，源远流长。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理解，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体会民族团结的内涵及民族团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加强自身民族团结意识。
（二）大单元组织形式
大单元教学有助于思辨阅读的开展，将民族团结教育引向纵深。例如，教师在教学《昆明的雨》《驿路梨花》等文章时，可以将同类型文章做大单元教学设计，将各地风俗、人情等内容融合，让学生对不同民族、区域的文化有所了解，进而激发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驿路梨花》中的一间茅屋构建了民族一家亲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缩影。大单元教学能够让学生从宏观的角度感悟课文的民族情结，从而深化学生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知。
（三）整本书阅读组织形式
中学语文教学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也可以发生在整本书阅读中。例如，《边城》的教学可以先从风景、风俗、人情这“三美”入手，让学生分析主人公翠翠性格养成的深层原因；然后结合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对翠翠的民族成分进行大胆猜想。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在党和国家民族团结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紧密相连、共同发展。教师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将民族团结教育的理念在教学中加以贯彻。
（四）主题拓展组织形式
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可以发生在主题拓展中，依据主题进行拓展可以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深入体验民族文化，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念，促进学生民族团结意识的形成。例如，在教学《穆斯林的葬礼》时，在深度理解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后，笔者依据学生学情，设计了“我为民族文化代言”的活动。学生盛装打扮，穿上民族服装，配齐民族首饰。多民族学生齐聚一堂，学生近距离观察、感受不同民族的风情，能在对比中深入体验各民族文化，有效拓宽了学生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广度和深度。这些活动既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提升了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三、民族团结教育“三途径”策略
（一）重视集体朗读，升华民族团结之情
中学语文教材中不乏富含民族文化元素的课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品读相关文章，与作者产生对话交流和情感共鸣。朗读课文要做到口到心到，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在朗读时领悟作者情感，更能让学生深入体会文章主题。学生在集体朗诵时会有身临其境之感，声音触动灵魂，更容易激发学生的爱国与民族团结之情，增强课堂效果。
（二）设计情景表演，体验民族团结精神
以《驿路梨花》为例，这篇课文以“我”和老宋的视角，讲述了寻找哀牢山区的一座给沿途旅人提供食宿便利的竹篾泥墙小茅屋的真正主人的故事，赞美了不同民族人民的淳朴热情、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时空相对集中，适宜进行课本情景剧表演。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充分展开想象和联想的基础上，将课文改编成既忠于原著又颇有新意的情景剧，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进行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设计，并组织课堂表演。学生在改编与表演的过程中能逐渐深入体会文章情感，把握人物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民族团结教育的熏陶，形成民族团结的意识。
（三）组织研学旅行，增强文化认同
教师还可以在课文讲解结束后，引导学生开展相关的研学旅行，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民族团结精神，增强文化认同。学生在自我旅行或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过程中能领略民族风情之美，感受民族文化之博，体悟民族团结之珍。学校设计研学旅行时，要将民族团结精神熔铸于主题中，选取民族特色鲜明的研学线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民族文化学习素材。在研学成果形成阶段，学校可以组织学生结合民族团结主题，创作相关研学报告、制作民族风情作品等，加深学生印象。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快对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的推进，同时加快对新课程改革、青少年素养教育、人本化教育等政策的协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团结教育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本文是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民族团结教育的策略总结，以期提高广大中学师生的爱国精神及民族团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张磊。构建特色课程，推进民族团结教育[J].河南教育（教师教育）,2021(7):96-97.
爱首先指爱情。罗素在给出我为何而生的三个答案中也把爱情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是如此有力，以至使我常常为了体验几个小时的喜悦，而宁愿牺牲其他一切。其次，爱情可以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的孤寂的人的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而诗人奥登更为直接，“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爱情，这一诗人赞叹作家描绘的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最重要的一条主线。但作者以一种似隐似现、似全似残的写作方法，更令人容易深入文字中，心情好似秋风中坠下的一片落叶，随着人物的经历，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韩新月和楚雁潮找到自己的爱情了吗？好象找到了，又好象没有。读过他们，令人有一种由衷的钦羡，又有一种揪心的疼痛。医院中，《梁祝》乐曲在春蚕吐丝的节奏中淡淡远去。留下一片纯净，一片空灵，炽烈的诗句脱口而出：“请让我叫你相信，我只盼一件事情，给你献上我的心灵，和这心灵中蕴藏的全部感情。”当两颗心经历了长久的跋涉而终于走到了一起，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彼此如一，毫无猜疑，当它们的每一声跳动都是在向对方说：我永远也离不开你！那么，爱情就已悄悄地来临，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分开了。新月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她痴迷于事业，平生没有第二志愿，北大西语系让她如愿以偿；她憧憬过爱情，在茫茫人海中，她得到了一位肝胆相照的知己。但是，这一切又都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在清醒的状态中等待死亡。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爱情不是同情，更不是感激之情。所以韩子奇和碧玉的结合是痛苦的，更是韩子奇和梁冰玉寻找爱情的最大障碍。虽然他们结婚十年，从没有过吵闹和打骂，但感情却越来越疏远了。疏远也并不苦恼，已经习惯了，麻木了。如果没有战争，韩子奇也不会离开，一切还会照旧过下去，一直到死，都不会抛弃碧玉。而梁冰玉凭着“一个活着的人，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的信仰闯入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两个人要真正相爱，其容易程度，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其艰难程度，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现实永远是现实，梁冰玉艰难的爱情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留于读者自己去评定。她告诉人们的是：“我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死而无憾……天地间有一个人理解我，爱着我，我满足了……”如余杰所说：在这片已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先行者总要承受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不知暮年回来的梁冰玉在荒园中连自己女儿的坟墓都找不到时有没有悲哀、后悔。
在书中作者没有出现争取自由的正面描写，但所有人物的奋斗、挣扎，无不是在争取自己的自由。自由地去爱，自由地去生活。付出了，努力了，有的人得到了自由，有的人没有，更多的人有了阶段性的自由，某一方面的自由。像新月要争取按自己的意愿来报考学校，韩天星要和自己挑选的人结婚……
而对于美的描写，则是全方位的。人物美，心灵美，环境美等等。追求美是人的本性，人们本能地而并非理智地向往纯美纯情的意境。美不必强迫人接受，不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样的名句也不会这样传之久远，深入人心。当然并不是人间处处都有这样的意境，所以人们才需要这样的意境。
对北大校园的描写，湖光塔影，画舫石碑，甚至一座座楼房的名字都充满诗情画意。德斋，备斋，二十七斋，三十二斋等。在备斋旁，白雪覆盖的小桥，粉琢玉砌的石阶，湖心的小岛，小亭的檐下，漫天的飞雪中，伫立着一个少女的身影，静静地谛听着，备斋中飘出的琴声在她的耳畔回旋，回旋……
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的确，当素质教育已经发展成为生命教育，而应试要求仍然具有一定市场的时候；在大学生就业竞争压力日益增加，而国民综合素质的要求日益需要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今天，教育对未成年人的培养与塑造又遭受到各方指点与放大的情形下，如何坚守教育对提升人的生命的精神境界的信仰，成为了一个让诸多班主任困惑的选择。是成为激流勇进的弄潮儿，还是成为引领未来的“人的精神”的灯塔，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吸取了曾经举办“舌战群儒，三国论辩”辩论赛的基础上，结合如今高二（1）文科重点班的实际，开始探索实践通过演讲活动提升学生精神品质和人生境界。
一、循序渐进，逐步突破自我的心理壁障。
如何突破学生在正式场合敢于表达这第一关，我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也就是让学生进行“三分钟配乐朗诵”。学生选择什么样的文章进行朗诵，可以反映学生学生在当下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同时也可以允许学生自我创作进行配乐朗诵。关于示范效应、音乐背景、多媒体背景、讲台布置和活动主持、摄像拍照方面，我也有意地引导学生朝着有品位、正式化方向发展。
起初，学生以为就是捧书朗读而已，忽略了诵读时的情感和身体语言的配合，我特意从网上下载了一些优秀的国家播音员和演员的朗诵视频，如央视2008年2009年新诗朗诵会和《不朽》等视频，让学生观察模仿、借鉴学习。
由于上个学期我推行了“月读书有感计划”，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野性的呼唤》《狼图腾》《追风筝的人》《相约星期二》《达芬奇密码》（或《观世音密码》）《穆斯林的葬礼》《平凡的世界》《围城》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和周国平、李泽厚、季羡林、宗白华、朱光潜等作家的散文以及《意林》《读者》《诗文选粹》等杂志，由于正在学习古代诗歌和散文，所以暂时没有推荐这方面的作品。从学生朗诵的文章来看，他们大多选择的是引导向美向善、人文情感的优秀散文，也有自我对当下的困惑和突围。
在音乐引导方面，则有意识地从网络搜寻到一些典雅优美的轻音乐，诸如卡洛儿、班得瑞、神秘园和央视“电视散文”的配乐。我们现在的教育，注重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和教师的主导性作用，而忽略了中国古代“乐教”的风化作用，因为学生中当下流行的往往是情啊爱呀的歌曲、浮躁喧嚣的打击乐，而纯音乐、轻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品味普遍不高，或者根本就是盲区。在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对于音乐的欣赏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不排斥高雅，而且以此开始有意识地通过音乐陶冶情操。
在多媒体背景上，我也从网上找了些唯美典雅的背景，后来又适当允许信息计算机课代表寻找一些图片并进行有选择地更换。而讲台布置上，也让当天的值日生清洁桌面，并且放置了一盆不凋零的塑料花。
在活动主持方面，放手让文艺委员徐祥凤开展。由于时间选定在周三下午的第四节自习课（同时也是教师集中会议时间）和周六下午的第四节班会课（由于教务处安排了周一下午第四节课的课程，所以只能推移）。开始的时候，文艺委员只是宣读让学生朗诵，自己站在讲台旁，后来她开始将每次五到十个学生的朗诵内容和题目进行串词，越来越朝着连贯镇定的方面优化。
在摄影拍照方面，我也有意识地培养汪雅丽、缪玉萍使用数码相机，教授一些拍摄的基本技巧进行活动资料的收集。
经过一个学期的锻炼，每个学生都上了两到三次讲台进行朗诵，虽然大多学生仍旧不敢直面台下的同学，但在选择音乐音乐、多媒体背景和镜头前，学生们起码可以在讲台上站住了。也有表现极其优秀的，如刘露，一开始就脱稿；如李捷，也能敢用不流畅的方言讲话；如陈飞洋，用自己制作的flash作为背景深情朗诵；如许健冰，朗读自己写就的心声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学生开始倾听同学的心声，学生开始尊重同学的挑战，学生开始宽容同学的胆怯，学生开始用掌声鼓励与喝彩，学生也开始认识到活动对于自我能力培养和精神性格塑造的意义。同时，我也在观看之后，适当地在私下里对某些学生进行表现的点评和反映出的班级、个人情绪心理问题的疏导。
二、展现才华，让讲台成为学生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舞台。
经过了上个学期的打磨，开始了“三分钟演讲”的新的挑战。事先，我也向学生进行了活动安排的心理预设。虽然学生在口头上笑着叫嚷难度太大，但是我知道，有些时候，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教师推动的。由于有了上个学期的铺垫，所以本学期的活动开展非常顺利，甚至出现了可喜创新的局面。
首先，在活动开展前让学生观看“复旦大学新生演讲赛”和大学生的一些演讲的视频，通过高起点让学生在一开始就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在课堂上让学生认识到演讲是我们综合能力培养和素质展现提升的重要性。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班有不少性格内向的学生，如果仅仅通过师生谈话进行心理疏导的效果，没有用开展活动让学生自己挑战尝试来的效果更好。起点有点高，学生还是有点害怕，但是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好！
这一次没有了那么多的背景设置，非常简单，只有三尺讲台和多媒体背景。面对台下的同学，面对摄像头，自己创作文稿，不允许携带稿件（除非偶尔利用文稿提示思路），可以临场发挥，时间必须在两分钟到五分钟。主持人在事先会对下一次演讲的同学公布名单，也会主动了解同学演讲地内容和题目进行串词，更会引导学生稳定气氛了。摄影拍摄的还是汪雅丽和缪玉萍。而我，学生大多已经是不太在意我是否在教室内了。
一开始，汪志强就对《200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有自我独到的思考；吴莉莉就表现出睿智稳重的风范，开了一个良好的头。之后，陈影文采斐然的学思心得震撼了全班，赢得了长久不息的掌声；董海月恣肆的演讲结合着励志音乐的结尾，留下了回味无穷的遐思；徐亚文手舞足蹈的诙谐让轻松的笑声在教室里回荡。这里有对时政的新鲜评论，这里有对经济的密切关注，这里有对军事的强烈兴趣，这里有对科技的宣传普及，这里有对文学的虔诚向往，这里有对自我的深刻反思，这里有对大家的衷心希望……到期中考试前夕，每个学生都已经演讲过一轮了。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精彩万分，但是对于他们自己，都是精心地准备，有了自我的突破；虽然还有一些同学参考别人的文章、不能脱离开文稿、不太敢面对台下同学的眼睛，但是当他们站在讲台上，他们没有谁愿意认输，即使下来后脸红腿软。通过学生的演讲，我也发现了他们闪光的思想；通过学生的演讲，我也发现了他们年轻的激情；通过学生的演讲，我也发现了他们青春的困惑；通过学生的演讲，我也见证着他们成长的痕迹。
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已经将这项活动变成他们自己的活动了，不在是老师硬性要求的了。他们期待着，准备着，展示着，微笑着，喝彩着，鼓励着……
在一周的演讲结束后，主持人会在同学主动报名的基础上，安排一次励志歌曲学唱的活动，唱出青春的豪情，唱出一周的辛劳，唱响拼搏的号角，唱响高二（1）班的热情！有《我的未来不是梦》，有《爱的阳光》，有《奔跑》，有《年轻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