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古诗的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下是爱岗的小编为大伙儿整理的3篇韩愈《晚春》赏析，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年年点检人间事，唯有春风不世情。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春天花明柳暗，燕舞莺歌，在四季中最为人爱赏。许多诗人着眼于春天特有的景物，写出一些沁人心脾的诗句，如杜甫的“红入桃花嫩，春归柳叶新”，韩的“春城无处不飞花”，韩愈的“万般红紫斗芳菲”等等，皆万口传诵。尽管所写的季节有迟早，范围有小大，但都离不开花鸟。晚唐罗邺的《赏春》一反众作，别开生面，欣赏的却是另一种境界。
“芳草和烟暖更青”，好一派蓬勃生机展现于读者面前。春回大地，阳光明媚，草上好像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烟，天气愈暖，草色愈浓，生机愈旺。“暖更青”三字便看出诗人观察的细致。春暖花开，从“江南草长”，很自然地想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但诗人的眼光却只放在芳草上。芳草不像牡丹只生富贵人家，而是“闲门要路一时生”，不计炎凉，这怎不引起诗人的感慨？
提到“闲门”，人们自然想到“门可罗雀”的冷落；而“要路”呢，宾从杂逐，群趋若骛，何等繁荣。在人间世里这是鲜明对立的。春风芳草却不管这些差别，而是不先不后“一时生”，这样诗人的思想就从自然景物暗转向人情世故了。
“年年点检人间事，唯有春风不世情。”全诗精神就在这两句。“年年”，有本子作“年来”，作“年年”意义深些，表示许多年来的观察体验。“唯有”二字，表示人间万事无不充满势利，所谓“世情”就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趋炎附势的市侩气。这两句点明了题目“赏春”，作者不像一般赏春诗着眼于春的明媚，而是赏春风的无私。欣赏春天这种精神，正反衬出厌恶人世间的势利，这样赏春就变成了讽世。
猛一看来，“赏春”和“讽世”风马牛不相及，但四句诗却脉络分明，转换自然。从第一句的芳草茂盛，引出无处不生，而突出“闲门”“要路”人世间冷暖相悬的地方，这样，结语“唯有春风不世情”的感慨就暗含于中。因此，这首诗在构思上既出人意表，生面别开，又在人意中。
“唯有春风不世情”是嘲讽世态炎凉。作者多么希望对那些无法无天的权豪能予以制约，又多么希望呼告无门的贫士得到春风的煦拂啊！从“闲门要路一时生”引申出“春风不世情”来，可以留给读者想象，上面两层意思都可含于其中。比起“公道世间唯白发，年来也上贵人头”式的讽刺来，罗邺这里却含蓄得多，所以，这首诗既讽刺深刻又耐人寻味。
作者：韩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关键词：人生道路 人生境界 诗学观念 归隐 平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79-02
唐代诗歌以其雄浑的气势，高昂的歌调和晶莹的意象展示了唐代诗人丰富的心灵世界，表现出有唐一代独特的审美风韵，创造了彪炳千古的盛唐气象。唐诗所描写范围大致山川河流，小至和风细雨，无所不至，唐诗就像一座山峰，宋人只能站在山脚远远地观看并慢慢地靠近它， 胡应麟在论及宋初诗人时曾说他们“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音。”[1]宋代诗人对唐代诗人的选择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
一、人生道路选择的航标
宋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代，赵宋帝王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地方上于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由于五代的长期分裂、战乱，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受到极大破坏，为了巩固大一统政治，程朱理学兴起，用三纲五常维护封建专制度，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培养绝对忠于宋王朝的文人，让文人从灵魂深处尊君崇上。文人在这种环境中将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有的积极入世，有的半官半隐，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有的辞官归隐，消极出世。但不管何种选择，似乎都把唐人作为自己选择的航标。
宋代文人的人生道路多是追慕唐人的模式，即“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早年的积极入世，中年的亦官亦隐，晚年的彻底归隐。
经历北宋诗新运动的欧阳修，对新王朝也有期待，有济天下苍生之大志，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授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在西京钱惟演幕府中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好友，后历任地方及朝廷众多要职，累官至参知政事，。他直接参与过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与范仲淹等同为北宋早期主要的政治革新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数次被贬官，但他还对朝廷抱有希望，有“中隐”的取向和追求心灵自由、高雅的情操。在仕途沉浮中，他以内心对归隐的衷情为支柱，赢得一种对待宦海浮沉的达观态度，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 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被贬滁洲，自号醉翁，已有归隐之意，其选择了白居易作为自己人生的航标，其晚年更像白居易的晚年一样，纵情山水，尽情享受田园风光。他晚年定居颖州西湖，自号六一居士，在心灵上远离尘世，不为世俗所羁绊。
综观宋代，还有王安石、苏舜钦、范仲淹等众多诗人的人生道路也与唐人相似，早年有凌云之志，在遭遇挫折之后，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到了晚年，则远离尘世，过着外儒内道的生活，将“兼济”与“独善”统一于仕途取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采取不同人生态度的圆融处世方式，实践着与唐人相似的人生道路。
二、人生境界的追随
唐代文人的人生境界让宋人追慕不已，宋代文人对唐代文人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
首先是对胸怀祖国，关心贫苦人民的人生境界的追随。“孰似少陵能叹息，一身牢落识乾坤。（宋代晁说之的《杜诗》），杜甫在乱世中的“忧生忧世，忧国忧民”，在贫困交加中还想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风亮节，每每想起劳动人民的贫苦就“叹息肠内热”，这些都被宋人所看重和推崇。其次，是对那些大济苍生，奋斗不止的追随。苏轼在韩愈死后，这样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既指出了韩愈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更指出了韩愈对民生、对现实的影响。第三，对率真、豪放、旷达境界的追慕。唐代繁荣昌盛的国力与唐代诗人澎湃饱满的激情水天相接般地自然交融为一体，辉耀着整个中国古代辽阔的文化苍穹。在唐代诗歌中，无论诗人身处困境还是身处逆境，到处可见诗人率真、旷达之意，这种境界对宋人影响很大。K轼的一首题为《书丹元子所示
三、诗学观念的继承
复古守正以求出新，是宋初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从学唐到弃唐是许多宋代诗人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在诗学观念上接唐代诗人之踵，将唐代的诗学观念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
宋初的西昆体、白体、晚唐体共同构建起宋初诗坛三体鼎立的局面，他们承袭了唐以来浮靡华丽的诗学观念，宋中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把以韩愈为首的“以文为诗”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南渡以后，“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讲究苦吟，重宋初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尊唐似乎是宋代诗人的主旋律。
首先，宋人对平淡诗风的追求承袭唐人。
平淡是是指一种平中见奇、若淡而深、气敛神藏、法极无迹的艺术风格。唐代诗人对平淡的追求从初唐到中晚唐一直没有放弃，初唐的王绩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3]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像从贵妇堆里走出来的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韦应物作诗以平淡作为诗歌审美情趣， “韦应物诗平平处甚多，至于五字句，则超然出于畦迳之外。”（《韵语阳秋》）白居易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努力践行对平淡的审美诗歌风格的追求，如《问刘十九》、《暮江吟》等。
其次，对苦吟精神的继承。
唐人重视苦吟，尤其重视炼字，宋人则秉承了这一传统，宋人强幼安在《唐子西文录》中说：“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4]炼字在王维、杜甫等人的诗中就已经出现，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鸥”，一向被认为是炼字佳句，杜甫讲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在其诗中，十分讲究炼字技巧，比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杜甫《春夜喜雨》的“潜”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杜甫《咏怀古迹》）的“赴”字等，孟郊、贾岛则以苦吟为主，孟郊作诗“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被人称为“诗囚”， 贾岛更是在他的《送无可上人》一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句下加注一首小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极言炼句时间之久，吟成后之欢。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一头霜”（王建《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 “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
宋人也注意到了苦吟的重要，陈师道说“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5]张表臣说“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6]宋人苦吟重在追求意新语工，惟具独创-性、陌生化方可称善，显然是对唐人的模仿与超越，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7]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写活了江南的春天。江西诗派讲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显然是祖承苦吟而来，宋初的九僧则刻意模仿贾岛的“苦吟”风格，南宋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也多以“苦吟”人自居。梅尧臣诗风也曾受到贾岛影响， 欧阳修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中，他写到：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指出二人间的继承关系。
第三，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以文为诗”肇始《诗经》，发扬于陶渊明，光大于韩愈。
《诗经》采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描写春夏秋冬四时之景，铺陈东西南北四方之神等，带有“以文为诗”的倾向。陶渊明则以散文的篇章结构 、 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 ，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实自如 、天然入妙的情趣，开了后世“以文为诗”的滥觞。杜诗被誉为“诗史”，杜甫突破诗歌体格本身的传统表现方法，以史为诗，将诗歌进行了散文化和历史化，即以文为诗，这样就扩展了诗歌表现功能的内涵和方式，元稹、白居易所作“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的讽谕诗其实也是以文为诗的表现，显示了散文化的方式对传统诗歌体制的冲击与变革。韩愈则以赋法入诗，以古文之法入诗，成为唐代“以文为诗”的代表人物。宋人则发展了唐人这一手法，欧阳修承袭和超载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诗学理论，历代评论家公认“欧阳公诗学退之”[8]苏轼采用虚字和散文章法，并且带有相当的议论性将“以文为诗”的手法运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就认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 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总之，宋朝诗人包括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翻阅唐朝诗人后融汇贯通而自铸其伟业的，而唐朝诗人对于宋朝诗人，在人生道路、人生境界及诗学观念上都有至深的影响。
[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1，209.
[2]苏轼著。王文诺辑注。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94.
[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4
[4]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45
[5]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4.
[6]张表臣。珊湖钩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70.
[7]王国维。人间词话。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