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下面是编辑为大家分享的劳务市场分析精选4篇，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键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s);治理失业
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纪六十后代，西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极低，劳动力普遍短缺。为了防止因劳动力短缺而引发工资过快增长的现象蔓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当时被命名为“积极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来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步被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所取代。但原先实施的“积极的人力政策”中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增加就业人数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对外来劳动力和非熟练工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和就业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来，但被赋予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设法增加就业岗位，改革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创业就业计划和实行鼓励就业补贴措施等，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种被充实了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推广和应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内涵而言，“积极”意味着为劳动者创造条件，促进其就业；而“消极”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变化中，用救济等办法在经济萧条时暂时将失业者“养”起来。
而ALMPS的定义却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做出的，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列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围：(l)公共就业服务和管理；(2)为所有失业或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3)针对年轻人的措施；(4)就业津贴(例如：工资补贴或直接创造就业机会);(5)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网。
二、当今国内外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顾
1.如今，关于失业治理的讨论焦点已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转移到通过什么政策和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过程中是否有效，对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证实了ALMPs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并对ALMPs的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较具借鉴意义的结论。如Michael etc.(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国的实施情况，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政策的参与者对非参与者有巨大的替代效应。Bellmann,L和Jackman,R(1996)应用20世纪90年代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资补贴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有效的。但从预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过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求职协助是比较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了20个OECD国家的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ALMPs种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培训政策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也有一些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则是完全无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结论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在一些OECD国家里，对私人雇主的补贴政策比培训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学者也同样比较了ALMPs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个别ALMPs对治理失业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对降低特定人群的失业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如Tito and Mic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来分析ALMPS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ALMPs支出的效果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不同政策的就业效应，以及它们对特定目标群的影响。Antlers Forsiund(1994)对之前的文献的回顾发现，在瑞典培训政策对于工资和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2.比较而言，国内在该领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杨宜勇(2007)指出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毛盛勇(2005)根据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来分析就业政策，提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要加大对非主流市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建议。陈先运(2004)提出应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国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连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
还有学者通过国际间的政策比较，对我国进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议，如刘杰(2007)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化就业的适应能力等等。张车伟(2007)建议我国要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普惠性 。赵祖平(2005)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是社会伙伴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腾(2003)认为我国应在信息的引导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其次应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来延缓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的时间并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素质。赵湘怀等人(2002)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ALMPs,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建议。
通过以上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成果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ALMPS效果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见解，结论也存在差异。可见，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会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因而，关于我国的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结论来指导我国的实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织模式
OECD国家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行体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中9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职业介绍、培训，以及就业计划)和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救济管理)都由同一系统负责执行。另外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设立了半统一的体制，国家重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由单设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负责。在其他4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积极的政策计划由两个或更多的机构分别负责。
几乎有一半的国家(21个国家中的10个),或者说有5个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和4个设立了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按照三方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在实行分散管理的法国，其职业介绍机构的构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放弃了三方机制，与此同时，奥地利和荷兰却首次建立了准独立的三方性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会伙伴除了在这些国家统一的三方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外，法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除外)的工会还负责管理失业救济工作。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国家为了刺激劳动力市场发展，还委托一些私营机构负责失业救济工作，并日益把失业救济与寻找工作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这相当于被动政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又使这些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构更加复杂化了(如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就是如此)。
在OECD国家中，德国代表了具有完全统一的、既负责实施积极政策又负责实施消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的典型，荷兰是具有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其中包括负责积极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负责被动政策管理的两方的行业性的失业保险基金。在设立分散管理体系的法国，被动的福利政策是由一个单独的机构――由两方组成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UNIDEC,下同)负责的，积极措施的实施则是由劳工部中的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如公共就业办公室(ANPE,下同)、成人职业教育协会(AFPA,下同)和国家培训局；ANPE和AFPA的机构是由三方构成的。在英国，原来的三方性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人力服务委员会(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积极的措施由就业服务局和私营的培训与就业委员会(TEC,下同)分别负责，理事会负责劳动力市场培训和除职业介绍以外的大部分积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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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优势；家庭；劳动分工
作者简介：郭砚莉(1974－)，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人力资本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79－03 收稿日期：2007－03－13
一、男女比较优势条件F的专业化和交换
在一定条件下，如何才能使家庭产出最大化或者使家庭更加有效率？专业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一般来说，家庭中的一些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专业化于市场劳动，另一些成员专业化于家务劳动，将这两方面的产出进行交换或加总可以实现整个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在家务劳动和市场生产方面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两个人来说，更应如此。也就是说，当家庭中一个人与另一个相比，家务劳动比其市场挣得能力有更大的价值，就可以专业化于家务劳动，而另一个人专业化于市场劳动，通过二人交换增加家庭的产出和效用。
在现实世界中，女性通常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力，而男性在市场劳动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力(明塞尔，2001)。不论这种情况是否真实，为了说明问题的本质，本这样的假设：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有比较优势，男性在市场劳动方面有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传统的劳动分工不可避免，也不能说明它会永远存在。而是由于人们对传统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预期，从而对其进行的不同教育和培训(舒尔茨，1990)而产生的。或者说，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受到歧视，使其在家务劳动方面有较大价值。或者更进一步讲，尽管男性与女性具有相同的初始条件，但是传统的劳动分工本身有可能因为家务劳动技能与市场技能在使用过程中的自我强化趋势而使得比较优势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劳动分工总是最优的结果，而只能说，在一般条件下，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专业化能够做得更好，男性专业化于市场劳动会做得更好。
在上述假设前提下，我们应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和无差异曲线来具体分析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状况。为了使分析更加简单明了，我们假定家庭由两个成员构成，即丈夫和妻子，他们具有同样的偏好或面对同样的无差异曲线，个人只能从两种类型的商品中获得效用：用家里时间作为投入要素生产的家里物品和用市场收入购买的市场物品。具体分析如下：
在图1中，横轴代表家里生产的物品的价值，纵轴表示市场物品的价值，丈夫和妻子各自在市场工作和家里工作分配他们的时间。如果丈夫和妻子的消费都仅依靠他们自己的产出，其消费将会受到他们个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限制。生产可能性曲线是指在给定资源和技能的情况下，能够生产出来的两种物品的最大可能组合。M1H1是丈夫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表明了他所能够获得家里物品和市场物品的最大组合，M2H2是妻子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代表了妻子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
明显地看出，丈夫在市场劳动中有比较优势，而妻子在家里物品的生产中有比较优势。在这个例子中，由于数据80＞50与30＜90，这就说明了丈夫在市场物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而妻子在家里物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从绝对优势的角度进行分析是为了在图形上能够更直观地看到结论。
家庭生产可能性曲线MYH带来的家里物品与市场产品之间的组合是夫妻二人各自生产所无法实现的，这主要就是专业化的结果。为了便于比较，需要将联合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变为单个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求平均值，将MYH被二除就得到了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AY1H3，就是图中被加粗了的曲线。而他们没有联合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曲线M1KWH2，将其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专业化的收益了。其中WXVY1的面积代表联合后可获得的增加的人均产出，这种产出的增加将在夫妻之间进行分配，从而使得双方的
生活都比他们各自生产时要好。同时，分析也表明了，夫妻二人在比较优势方面的差异越大，他们从专业化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如果他们的比较优势差异较小，则其专业化收益也较小。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可以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形，即二个人具有相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比如说，M1H1。家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2M1H1，平均意义上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仍为M1H1。由此可见，合作前后夫妻的状况都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没有从专业化中获得任何收益。
上面得出的家庭生产可能性曲线只能说明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整个家庭能够获得的两种物品的各种可能的产出组合，至于家庭成员如何选择以达到前面所提到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进而达到研究丈夫与妻子在家庭内部如何进行劳动分工的目的，则需要引入另一种经济分析的工具，那就是无差异曲线。
二、家庭内部夫妻劳动分工均衡点的形成与变动
在本文的分析中，生产可能性曲线表明了家庭是作为一个生产单位而存在的，而无差异曲线则是从消费角度对家庭的描述。一条家庭无差异曲线表明了市场物品与家里物品的一系列组合，在这些组合中间，丈夫或妻子(前面有夫妻具有相同偏好的假设)所取得的效用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在这条曲线上的所有市场物品与家里物品的组合都能为家庭提供同一效用水平。而不同的夫妻或家庭因其偏好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无差异曲线。
与其他的分析一样，家庭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家庭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就是理性家庭(夫妻)所选择的家里产品与市场物品的最优组合点，也反映了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最优的劳动分工。
在家庭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变的条件下，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均衡点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不同形状的无差异曲线就决定了不同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状况(张凤林，1998)。根据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位置的不同，可以看出不同的家庭对于家庭物品和市场物品的偏好：(1)当家庭的选择点在MY上时，说明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分工是，丈夫完全专业化于市场物品的生产，而妻子则在从事全部家里劳动同时，还要提供一部分市场劳动，表明这个家庭更加偏好市场劳动。(2)当理性家庭的选择点在线段YH上时，表明妻子完全专业化家里物品的生产，而丈夫在提供所有市场物品的同时还要从事一部分家里物品的生产，说明这个家庭更加偏好于家里物品的生产。(3)当选择点正好位于MY和YH的交点Y时，说明这个家庭既不特别偏好家里物品也不特别偏好市场物品，此时，丈夫将完全专业化于市场物品的生产，而妻子则将完全专业化于家里物品的生产。
上述分析表明，具有相同偏好但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两个人可以按照不同的模式组成家庭。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偏会导致家庭内部不同的劳动力分工模式：有的家庭更加注重市场劳动，所以妻子也会从事市场劳动；有的家庭更加注重家庭劳动，使得丈夫也进行一定程度的家里生产；也有的家庭进行完全的男外女内的劳动分工。尽管如此，这种分工模式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产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夫妻间的比较优势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而且夫妻的偏好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会导致均衡点的变动，从而导致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变动，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家庭形态的变动。
(一)夫妻生产能力的变化对劳动分工的影响
假设某个家庭在Y点实现劳动分工的均衡，即丈夫完全专业化在市场物品的生产，其市场产品的生产力非常高，而妻子完全专业化在家里物品的生产，即其市场产品的生产力是非常低的(从别的点进行分析结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夫妻双方都有变动的可能，从而会使分析复杂化)。以此作为参照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随着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变化而导致的均衡点的变化。此时，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变动只能有两种形式，即妻子市场生产力的上升和丈夫市场生产力的下降(李建民，1999)。具体的分析如图2。
当妻子在市场上的生产能力上升的时候，家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初始的MYH变成了图(a)中被加粗了的曲线：丈夫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保持不变，妻子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变得更为陡峭，家里生产的物品的机会成本比以前变大了，同时由于二人之间相对比较优势的变化，YH也会向里移动，从而形成被加粗了的曲线。在具有相同偏好(无差异曲线)的情况下，均衡点也由Y点移动到了A点，此时，妻子除了要进行全部的家里生产外还要做一部分市场工作，与Y点相比，家庭将消费更少的相对更贵的家里物品。
在图(b)中，妻子的比较优势不变，丈夫在市场上的劳动生产力降低了，相对而言，他在家里物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变大了，从而他自己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变得更为平坦，与上面一样，家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变成了被加粗的曲线，均衡点也由Y点移动到了新曲线上的c点，这时，丈夫除了要进行全部的市场产品的生产外，还要从事一部分家里物品的生产，与Y点相比，家庭将消费更多的相对便宜的家里物品。
(二)具有相同比较优势但偏好改变对劳动分工的影响
这部分可以从前面的分析中看出来：不同的家庭所具有的不同的偏好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家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前面关于不同家庭的分析就可以看作是对同一家庭不同时期的分析，均衡点的不同反映了偏好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偏好(无差异曲线)和比较优势(生产可能性曲线)同时发生变动对劳动分工的影响。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对均衡点形成的影响也比较复杂，但其分析方法是一样的，不再赘述(郭砚莉，2006)。
三、一般性结论
本文仅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考虑，认为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均衡点的形成促使了家庭的形成，而均衡点的变动则导致了家庭劳动分工的变动。当偏好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如果夫妻双方能够很快地进行劳动分工的调整，就不会导致家庭的变动。否则，在这个模型中，家庭就将解体，夫妻双方将重新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偏好建立新的家庭。
本文所依据的是新古典环境，是以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的，专业化分工不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干扰，也不会受到制度安排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交易成本普遍存在，婚姻市场也会出现阿克洛夫(1970)所提出的柠檬市场，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度、习俗、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使得家庭并不经常运行在新古典环境下，而是更多地运行在新制度环境下。因此，我们可以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一些制度环节，从而加深我们对家庭形成、内部治理结构与解体做进一步地理解。
事实上，基于比较优势论述家庭的形成，并不排除其他的经济因素影响家庭的形成，只是更加清晰地看到它们这些观点的互补性，例如规模经济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夫妻可能在家务生产和市场生产中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公共物品的存在，家庭内部的许多设施，如电视节目、房屋装修等，都具有公共物品特征，一方的享受可能会提高对方的效用水平。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户技术效率；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务工汇款；农业生产效率；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经验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比如农业技术效率）会产生何种作用上，学者们的分歧更为明显。对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农户将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可以避免使用劳动力弥补技术不足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梁义成，2011；李勋来 等，2005）；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呈现过度转移状态，这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会通过粗放经营来应对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制约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时，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给家里的汇款（以下简称务工汇款）可以解除农户的资金约束，农户使用先进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流失所产生的负效应（Scott et al，1999）。二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往往会通过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传导（钱文荣 等，2011），农户的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的经济特征（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资产存量、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可能改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后一种观点更能准确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地区和农户间的差异，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NELM）强调市场环境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消极影响，而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策略，部分抵消劳动力不足的负向作用（Stark，1991）。该观点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在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市场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够降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是不明确的。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别，这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厘清劳动力转移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正确理解要素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的机理，并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下改善农户技术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的农户行为是比较复杂的，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和行为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以及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如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张林秀 等，1996）。目前，我国农村中满足自身需要、依据家庭要素禀赋进行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仍然存在，而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市场对小农生产的冲击也日趋显著。另一方面，农户对技术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其生产态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进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以及所处的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态度等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市场环境的调节。
杨宇，高静：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
借鉴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市场环境和农户技术效率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家庭拥有要素禀赋为T，可以进行低效率和高效率两种农业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产出分别为Q0和Q1。F代表了一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它和农户家庭的要素禀赋一起决定着农户在各产品上的生产力。生产可能性前沿（PPF）用生产线PP表示，其产出函数为Q*=f0（T，F）。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农户在进行高效率技术投资时往往会受到一系列约束，如劳动力、资金或风险约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函数存在不同。比如生产线PP’为市场约束较低时农户的生产前沿线，生产函数为Q*=f1（T，F）；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市场约束越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农户的生产线会逐渐与X轴平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农户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给市场，也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同时产品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变化。此时农户在生产中会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投资，在图中表现为其生产的点为最高点Q*，农户的生产线会完全平行于X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而是将生产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化利润，但这一理想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设农户原有的资源禀赋为T（0），此时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点可能就有差异，在图中表现为a点和b点，生产效率分别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劳动力转移改变了农户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禀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会降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掌握）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效率。但转移者的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策略，因而兼业户会倾向于高效率的技术投资。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向、家庭的经济实力、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上存在不同，同时受制于农户劳动时间总量，两种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和决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最终生产经营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会使得兼业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产生差异（陈超 等，2004），这些差异表现为兼业农户的生产点会发生移动。由于不清楚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汇款的影响大小，生产点可能会向上，也可能会向下移动。如果劳动力减少T1，资源禀赋向下移动到T（1），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户会在c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c=（Q1T（1）+Q0T（1））/（T-T1）；如果市场约束降低，兼业户会在d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d=（Q1T（1）+Q0′T（1））/（T-T1）。
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减弱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市场越完善，农户越能方便地获取各种技术服务，比如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猛发展，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的改善，这些便利均可以弥补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带来的技术效率下降。同时，由于农户很容易从市场获取资金，务工汇款放松资金约束的作用也可能会减弱。完善的市场通过弥补农户自身要素的不足从而放松要素禀赋对技术效率的约束，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下降，而务工汇款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场化机制更多的是在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决策时提供一种调节和补充。正因为如此，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使得农户降低技术效率，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则有助于农户改善技术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也会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农户的技术效率。作为一种面向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DEA不需要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避免了函数形式的不准确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DEA注重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外，DEA将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无需事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权重分配时评价结果受到评价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魏权龄，2004）。这些优势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我国农户的市场环境并非完全竞争，其规模收益是可变的，因而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更为恰当。模型中的产出指标是农户的水稻产量，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服务费用和畜力费用，DEA的测算结果为既定产出条件下对投入利用的相对有效程度的纯技术效率。
2.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删截性质，在因变量受限的情况下，OLS是有偏估计（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将不在这个区间段的因变量值截取掉，从而得到一致性和渐进正态性的数据模拟效果，最终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M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月），该变量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量。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很可能是内生变量，本文从迁移网络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Zhao，2001），选取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务工汇款的滞后变量，即上一年外出务工者寄回家的汇款R（-1）来考察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XT主要包括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离集市的距离、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经营面积和地势条件），以反映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二是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通过乘积项系数来识别调节作用显著与否（温忠麟 等，2005）。本文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连续变量，因而适宜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市场化水平的代表变量Z及其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汇款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积项系数的显著与否反映了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的显著性，如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那么市场化水平不同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Z为市场化水平变量，本文选用樊纲等（2010）对基于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等5 方面来刻画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同时可以反映出市场在农户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大小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及其市场可获得性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差异。从2009年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较高（江苏为11.54，浙江为11.8，广东为10.42），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四川为7.56，重庆为8.14，贵州仅为5.56）。
4.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2月组织的农户问卷调查。考虑到需要检验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劳动力转移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此次调查对样本农户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选择了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份，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选择了重庆、四川和贵州三个省市。其次，在六个省市抽选水稻生产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样本地区的地势条件均为平原和浅丘。最后，在抽中的区域中随机抽选调查村，并在调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选样本农户。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主要围绕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展开。此次调查总共访问了900户农户，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数据有明显矛盾的问卷，最后确认了787份有效问卷（江、浙、粤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问
卷比例达到了87%。
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样本农户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平均每户有外出劳动力1.98人，每个外出劳动力平均务工9.66个月，外出劳动力寄回（带回）家的汇款平均每户达到3.78万元（2012年）。样本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偏小，2013年样本农户户均种植水稻2.94亩，平均亩产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样本农户2013年水稻生产投入产出的情况。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测算的六省市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农户的技术效率平均为0.69，其中纯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效率较高（0.8以上）的农户只占了28.45%；兼业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69，效率较高的农户也仅有28.90%。从测算结果来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比较明显。
2.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恰当，首先将内生变量（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随着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迁移网络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将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没有发现二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选用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时间的内生性，分别对（3）式进行Ivtobit回归和Tobit回归。Ivtobit回归是将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OLS回归拟合值（外出务工时间拟合值）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的回归分析，Tobit回归是在不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直接将实际的外出务工时间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其卡方统计值显著，说明两种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应该是内生变量，意味着农户同时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水稻生产进行决策，因此采用Ivtobit进行估计的结果才是无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的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务工汇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但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户主的特征以及家庭离集市的距离对农户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和其他作物经营面积较小的农户更愿意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地势条件的优越性在水稻生产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平原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丘陵地区的技术效率。
3.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市场化指数越高，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低。并且市场化指数对农户外出务工时间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失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较小，但是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农户外出务工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比较微弱，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农户对务工汇款的用途。结合两方面的作用，可以认为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东、西部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技术效率；虽然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务工汇款流入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将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选择视为农户家庭的同时共同决策，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有利于正确解释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差异；同时，重点关注外在条件（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简单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环境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为要素变化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降低要素变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损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农业发展而言，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充分的经营自，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户依据经济利益来提高效率从而发展生产的市场环境；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服务，尤其需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提供各种技术的社会化服务，将农业生产引向标准化的轨道，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这才是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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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不对称；市场信号；劳务品牌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75-05
一、引 言
“民工荒”现象于2004年在东部沿海初见端倪，至新一轮“民工荒”于2011年出现在东部沿海，甚至在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程度显现，似乎预示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1]。对个人而言，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将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以及在市场中变被动为主动；但对整个国家经济而言，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宏观经济结束高增长期进入低水平增长。因此便有另外一派学者认为，我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只是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2][3]。暂且不论是否到达“拐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依然是值的关注的，这个拐点到达之后，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必然减慢[4]，当下的“民工荒”现象也不能代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蔡昉（2011）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困难群体数量进行了估计，认为约有4，000万属于就业困难人员[5]。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末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为36.7%，而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该比例一般低于10%，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该比例也是低于20%的，显著差距意味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具转移空间。既然还有如此之多的潜在转移劳动力，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民工荒的出现？就农民工本身来说，转移就业的动因为进入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农村，如今的大量回流说明城市的生活成本与收益的距离不断缩小，不足以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减少导致部分农村劳动力回流，城市劳动力的供应不足。需求定理告诉我们供给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制度因素的逐渐放开使劳动力进入市场资源配置环节，此时的劳务市场①既是生产要素市场也是产品市场，用工企业选择劳动力犹如顾客选择产品，用工企业（雇主）便处于一个信息劣势方的地位，由此也便形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务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信息不对称，正是该特征导致劳务市场的就业不畅。正如Akerlof[6]（1970）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买方由于无法确切知晓产品质量信息，只能按照预期质量支付产品价格，从而导致卖方的逆向选择行为发生，所有高于预期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进而整个市场不断退化乃至萎缩。如何解决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对于解决目前劳务市场中“民工荒”与“就业难”共存问题，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交易双方因信息量占有不同导致市场交换过程中存在非平等关系，信息占有多的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信息占有少的一方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失效的市场失灵出现。劳务市场很明显地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②。劳动力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其价值的载体，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其不具有一般商品的可视、可闻、可触的有形判断，雇主在购买和使用前无法准确判断其使用价值，使雇主处于信息不充分一方，而雇主的雇佣行为则是在准确判断出劳动者真实劳动生产率之前就要决定的。因此，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在雇佣农村劳动力时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劳动力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在应聘环节美化和夸大其使用价值，加之雇主对于其真实性调查与核实的成本过高，因此雇主通常给予受雇劳动力较低的工资以应对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决策失误和雇佣风险，若待雇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水平会降至更低水平。此时，具备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力会退出市场，劳动力市场将变成低生产率工人和低工资充斥的“柠檬市场”——这个便是信息经济学的事前逆向选择。当然，当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过剩时，企业的低工资也可能雇佣到合格员工③。然而，即便雇佣到了合格劳动力，遵循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正比原则，低工资带来的低效率通常表现为消极怠工等行为——这便是信息经济学的事后道德风险。无论事前逆向选择导致的不合格员工的低劳动生产率，还是事后引发的合格员工的道德风险，对于雇主都是不利的。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雇主无论如何雇佣劳动力，对其自身的风险都是巨大的，甚至逼迫一些雇主放弃雇佣新员工，只有在信息相对对称和风险较小时才采取雇佣决策，科技进步降低了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升，相应也就导致了目前劳动市场中由于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对一部分高素质的劳动力产生的连带效应，致使“民工荒”现象凸显，且不论劳务市场是否真实供不应求，但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必然是其显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劳务市场中信息传递信号的选择
信息不对称的最终结果还可能导致市场交易双方行为扭曲和错误决策的产生[7]。因此，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对劳务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经济主体应有强烈意愿和激励去抵消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Akerlof（1970）指出，沟通是削减信息不对称的唯一手段[6]。如何实现劳务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双方有效沟通是目前劳务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依靠政府采取相应的监督体制来削减信息不对称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市场上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市场信号便成为信息不对称双方加强沟通的传递方式。
为了避免逆向选择导致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Spence（1973）[8]和Rothschild & Stiglitz（1976）[9]分别提出了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信息占有多的先行动还是信息占有少的先行动。信息甄别模型主要是以保险公司为例研究信息占有较少的保险公司对大量顾客的信息甄别行为。在劳务市场中，雇主在雇佣行为中处于信息劣势者的地位，由于市场上劳动力繁多且过剩，若每一次雇佣都进行甄别交易成本将大大提高，此时若劳动力主动将自身信号传递给雇主，就可能产生规模效果，因此，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传递模型将更具有效率性。劳务市场中的劳动力将能够展现自身能力且有别于他人的信号传递给雇主，以实现雇佣行为的发生。Spence（1973）在其信息传递模型中认为不同能力的劳动力所选择的教育水平是不相同的，同样的教育状况下，能力高的劳动力付出的成本将小于能力低的劳动力，因此教育可以作为劳动力能力的传递信号[8]。这也正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为什么出现“文凭竞争”现象。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劳务市场中，由于社会背景和自身原因导致普遍素质都很低，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背景，以教育作为信号区分劳动力似乎就不是那么的切合实际了。
究竟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劳务市场中什么最适合作为信息不对称双方沟通的强信号呢？从雇主决策出发，对于产品，消费者最关注的是产品质量；对于劳动力，雇主最关注的使其使用价值。采取购买决策的时候，必然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风险小于其要付出的交易成本，感知质量大于其要付出的交易成本。雇主决定雇佣劳动力前都要对产品的指示线索作一个综合评价，这些指示线索可以分为内部线索和外部线索。信息不对称通常指的是内部线索的不对称，而这种内部线索是很难被发现的，因此需要通过外部线索进行反映，雇佣决策一般由外部线索决定的。目前反映内部信息不对称的外部线索大多表现为价格、包装、声誉、品牌、地区等非功能性指标。因此，解决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就是要找到一个外部线索可以真实客观的反映内部线索，从而降低交易中的感知风险，提高交易中的感知质量，促进雇主的雇佣行为。Stokes（1985）认为价格和包装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没有影响，而品牌却不同，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购买意向[10]；Zeithmal（1988）认为高价格可以作为质量信号[11]；Kirmam（1990）指出广告的投入可以作为推断质量的线索[12]；范晓屏（2003）认为低质量不会有长期担保，质量担保可以成为高质量的传递信号[13]。信号的选择实质就是通过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以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从劳动力决策出发，只有当劳动力自身觉得通过发送虚假市场信号来欺骗雇主无法获得利益，不同质量的劳动力采取不同战略才能获得利益，此时真实的信号被传递出去，雇主可以通过信号区分劳动力，实现雇佣行为。然而，事实上劳动力并没有足够动机传递不同信号，通过广告、价格和质量等方式区分不同质量劳动力也是不切实际的。Philips（1988）认为企业全面质保担保可能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困境问题[14]。Trole（1990）认为由于高价格并一定说明高质量，因为在多次交易中高质量的正面效应可能被高成本渐渐超越[15]。另外，基于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原则，无论低素质还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都会选择广告和包装宣传自身的高使用价值，进一步导致信息高度不对称。而以品牌作为沟通信号传递相关劳动力信息则不会具有以上种种缺陷。因为品牌是上述一系列信号的囊括，表现为消费者对产品使用印象和评价，象征着产品的所有特点的无形总和[16]。与其他提高雇主感知质量的市场信号不同，品牌更具有丰富内涵，是劳动力立足于市场各方面的集中体现。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品牌是一种可靠的用于雇主和劳动力沟通的市场信号。
在劳务市场中，以劳动力供给方视角出发，劳务品牌代表劳动力规模、整体素质、技能特征和整体形象；以劳动力需求方视角出发，劳务品牌代表一系列传递劳动力的技能特征、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的信号。以劳务品牌作为信息传递信号，通过向雇主传递有关劳动力的某些特征，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早已有过实证分析，其影响之大甚至可以改变消费者偏好。Peterson（1986）以3种不同的花生酱为研究对象，在盲测中，被测试者明显倾向于一种不知名品牌的味道；而当明确品牌后，结果表明7成被测试者偏爱最知名品牌的花生酱[17]。埃里克和戴维（1998）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使从未使用过，人们也倾向于购买品牌产品[18]。里克、巴斯和格特（2004）的研究表明品牌可以帮助消费者在可靠程度未知时作出判断[19]。国内学者杨煜（2005）认为品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品牌为消费者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帮助消费者作出合理选择[20]。品牌的建设固然需要花费成本，作为劳动力供给方，需要通过品牌建设成本对劳动力使用品牌进行限制和规范，保证品牌劳动力使用价值有效传递给雇主，提高雇主对品牌劳动力的信赖程度。由于雇主在雇佣劳动力时为选取合适劳动力需要花费搜寻成本，品牌降低了雇主搜寻成本，只要品牌的信号成本小于雇主的搜寻成本，雇主都愿意承担劳动力因品牌而增加的成本。由此可见，当品牌建设后的交易成本小于雇主原来的搜寻成本，这部分成本完全可以转嫁给雇主，对于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务市场中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四、品牌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的作用机制
现有关于品牌信号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多倾向于研究产品品牌信号传递的整体作用，鲜有品牌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对于具有明显信息不对称特征的劳务市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阶段。上述分析已经说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致使劳务市场中的雇主方为了避免损失就会尽量减少其用工量，一些不必要的雇佣行为将会避免，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特别在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表现格外明显。该行为就是消费行为学中所提到的风险降低理论，在消费者交易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存在风险，雇主雇佣劳动力与消费者购买产品一样，都是规避和减少风险的行为。而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这种风险无疑更大。因此，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首先要减少这种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品牌信号通过其蕴含的内部线索使雇主对劳务品牌产生心理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表现为雇主对劳动力的感知质量。
（一）品牌信号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
雇主对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判断是一种感知，是对劳动力的一种主观判断，无论劳动力本身状况如何，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让雇主感知。雇主的感知是雇主根据自身对劳动力服务的需求和雇佣目的，对某一劳动力及其所带来的服务进行抽象主观评价，是一种事前行为。雇主感知质量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雇主雇佣某种劳动力意愿，加深该劳动力在雇主心中的印象和地位，吸引雇主从而增加其重复雇佣率，通过建立雇主的忠诚度，提高品牌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品牌信号可以帮助雇主了解劳动力及其服务质量的有关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给雇主带来的信息缺失。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展示产品的相关特征，增强雇主的雇佣信心。感知质量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良好的雇主感知质量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的品牌可以向雇主发送可信的、清晰的、一致的品牌信息，有助于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
（二）品牌信号降低雇主的感知风险
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雇主因无法了解劳动力的真实情况而使雇佣决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只能通过直观了解对劳动力的内在价值和实际使用价值进行估计和猜测，以此作出的雇佣决策。信息的不对称使雇主在雇佣劳动力时感受到风险的存在，这种感知风险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雇佣决策是否实施，然而感知风险并不一定代表真实风险。
很多原因可能使雇主产生感知风险，例如曾经的雇佣经历不满意、从未雇用过类似员工和机会成本过高。一般来说，当劳动力对雇主有较大影响或雇主付出高工资时，由于雇佣效果滞后于雇佣决策使得后果无法更改，雇主的感知风险将会较高。雇佣月嫂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月嫂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家人和下一代，但如果无法满足雇主要求，即使发现，自雇佣开始的行为已经对雇主造成了损失。雇主为了事前可以避免自身损失，便会积极搜寻劳动力的相关信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感知风险，以降低雇佣行为的实际风险。劳动力的供给方为实现雇佣后的利润和雇佣的重复性，具有向雇主提供劳动力信息的动机，从而减少雇主在雇佣过程中对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品牌信号通过降低雇主对劳动力的选择成本，降低了选择过程中的交易费用[21]，提高了雇主的选择效率，从而降低了雇主的感知风险。尽管品牌的创建增加了交易费用，但降低的选择成本加上转嫁给雇主品牌成本依然是有效率的。当然，通过雇主的感知质量，也会间接对感知风险具有影响作用。通过对劳务品牌的创建，可以有效地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进而降低雇主在雇佣行为过程中的感知风险。
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雇主无法充分了解受雇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技能特征和无形品格，在雇佣行为中无法作出完全信息状态下的正确决策，而劳务品牌信号通过其蕴含的内在信息以感知方式，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使雇主产生心里安全感。品牌体现的质量是决定雇主雇佣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决定雇主是否雇佣或者雇佣哪种品牌。在雇主雇佣行为过程中，雇主即使获得足够信息往往也无法对劳动力的质量作出客观的判断，有时花费很多成本而获取的信息却是无效的，对雇佣决策没有任何意义。此时，品牌所体现的感知质量成为雇主雇佣行为的决定因素，这种感知质量降低了感知风险，促成了雇佣双方的沟通。品牌所具有的特性使雇主了解了品牌劳动力的特性，品牌也为劳动力供给方传递了劳动力的特点，降低了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雇主与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得以实现。无论品牌是直接降低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还是间接地通过品牌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方式降低劳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品牌信号的引入都将使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至雇主可接受的范围。目前在“民工荒短缺”之际，品牌劳动力如河北省知名劳务品牌的石家庄月嫂、湖南省的常宁保安、山西的浑州服务员等一些知名劳务品牌却出现供不应求现象，便是强有力的解释。
五、结 论
本文将信息经济学中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现实的劳务市场中，分析表明劳务市场中的雇佣双方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认为有必要引入市场信号实现雇佣双方的有效沟通。进一步分析认为，品牌机制的引入通过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可以直接或间接降低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的解决目前劳务市场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两大难题：一是如何让雇主知道和了解劳动力实际状况，消除和尽量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二是如何让雇主相信信号所传递信息的真实可靠性，进而产生偏好实现雇佣行为。
[注 释]
① 本文所述的劳务市场主要指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而形成的。据统计，目前94.8%的外出劳动力以受雇形式存在。
② 劳务市场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雇主对劳动力的信息占有不充分； 另一是劳动力对雇主的信息占有不充分。本文认为劳务市场中的劳动力可看作产品，因此侧重于论述前者。
③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知识失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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