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国殇》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该页是勤劳的小编帮家人们分享的屈原 《楚辞·九歌·国殇》原文及赏析精选9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剧情：北陆青阳部世子吕归尘（刘昊然饰）作为质子来到东陆结识了一直不受父亲喜爱的庶子姬野（陈若轩饰），以及跟着爷爷避难而来的羽族公主羽然（宋祖儿饰）。
2、三个小伙伴在太子学院中因身份原因饱受针对和挑战，在相互帮助和拯救的过程了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羽然的开朗活泼洒脱个性也得到两个男孩的暗中倾慕，青涩的爱情正在萌芽。离国霸主赢无翳（张丰毅饰）挟天子以令诸侯，吕归尘、姬野、羽然追随一代名将息衍等人发出正义之师，决战殇阳关，不料殇阳关之战的背后另有大阴谋。危难之际，少年们奋死而战，成长为一代领袖。
（来源：文章屋网 ）
2、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晚年在中国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羁留台湾，于右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故土之思、黍离之悲，所以才有《望大陆》这刻骨铭心之作；
3、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写下了这篇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4、原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一、康熙帝及以前之皇子、皇女的排行与称呼
我国古代，人名的称谓既有名字，又有排行性称呼，在排行性称呼中，有的不计夭殇者，只将成育者排行，称他们为老大、老二……，有的将夭殇者也一并计入排行。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些，因为有的子女在未成年以前已计入排行，以排行称呼之，虽夭殇，并未将其排行性称呼取消，比他（她）小的子女仍接续他（她）排序。本文为行文简洁，将这种个别情况也归入两种称呼中，姑且称第一种排行法为成育者排行法，称第二种为统排法。
具体到清代爱新觉罗皇家子女，《玉牒》中所记，努尔哈赤的子女没有夭殇者，仅以所记成育者按年龄大小排序称之，记为第一子某某、第二子某某……，第一女、第二女……。古代婴幼儿夭殇率较高，努尔哈赤的子女不可能没有夭殇者，显然这是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七年首次修《玉牒》时，因距努尔哈赤子女出生之年代较远，无法作出全部统计，只将成年者记入，并以他（她）们出生之先后，记其排序。
自皇太极称帝后的崇德三年八月，清皇家制定人口登录制度，由礼部负责，并命宗室子女“每得一岁，将其年龄、名字记于档册交来”。这种档册登录，为以后皇太极的子女将夭殇者也记入《玉牒》留下了素材。清入关后于顺治九年设立宗人府，皇家人口登录制度正规化，此后，《玉牒》所记皇家子女也更完整，排序也更准确。
顺治、康熙两朝，皇室子女在日常实际称呼时，并不是按计殇统排法，而是以成育者排行。如顺治皇帝的皇子，《玉牒》虽记为：第一子牛钮（或作钮钮），顺治八年十一月生，3个月后夭殇。第二子福全，顺治十年生，后来封裕亲王，康熙四十二年51岁时亡故，而福全的弟弟康熙皇帝在这一年为福全所作的碑文中，则称其为是“皇考世祖章皇帝之长子”，可见是把夭殇的第一子钮钮排除在外，把成年的第二子福全称为长子。
康熙皇帝的子女，日常称呼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只是个别未成年者，因在世时已定排行称谓，死后未再取消，计于成年者之中，如第十一子胤禌、第十八子胤祄、第十九子胤禝，及第十二女都属于这种情况。
康熙皇帝共生有皇子35人，计入排行者为24人，这24位皇子都是以成育者排行法称呼，这在当时的文献及档案中有大量记载。如皇太子胤礽，若按统排法本为第七子，因比其早出生的6个皇子中5个夭殇，仅胤禔成年，故胤礽之称呼排胤禔之下，称“二阿哥”，《康熙起居注》记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官员朱天保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便称胤礽是“二阿哥仁孝”，康熙帝对朱天保的问话中，也称胤礽为“二阿哥”。同书，康熙四十五年所记，称胤佑为“七贝勒”、胤祥为“皇十三子”、胤祺为“五贝勒”，康熙五十七年所记，称胤祹为十二贝子、胤禄为“十六阿哥”。当时内务府官员称胤禟为“九阿哥”，太监称胤祎为“二十阿哥”等等，都属于这种称呼。这种称呼法，学者们比较熟悉，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这是当时也即康熙朝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康熙朝的档案自不必说，《康熙起居注》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而留下的资料，属档案史料。第二，至康熙末年，康熙帝的皇子仍未实行计殇统排法，于康熙五十七年出生的第三十五子虽命名为胤禐，但因夭殇，也未作齿序。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太宗、顺治帝所生子女，在《玉牒》中，无论成年者、殇者，虽都已作齿序记录，但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的皇子，却凡殇者又皆不入统排，这些夭殇者是在成育者的排行之后，单独作一组记载，其下仅作“幼龄”，而无第几子的排行记录。皇女则不然，《玉牒》中是作统排法，即使殇者也按其出生时间先后混排于成育者中，且作第几女，而日常称谓，又不是按《玉牒》中的这种统排法，而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尤以康熙皇帝诸女最复杂。以下对康熙帝诸女的日常称谓及其与《玉牒》中所记第几女的对应关系，作一番考证。
档案、文献中，康熙皇帝的皇女，有时以封号称之为“端静公主”、“恪靖公主”等，这种称呼带有特指性，可确定为某个人，各公主之间不致混淆。但更多的是称“二公主”、“三公主”、“五公主”等，且与《玉牒》、《清史稿·公主表》中的“第二女”、“第三女”、“第五女”等，并非同一人，而且她们都没有名字的记录，那么这所称的“几公主”诸人，究竟指的是谁？下面先将有记载、可确定者略述，然后再集中作分析。
二公主。《康熙四十六年九月记注档册》载，当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巡幸至巴林部蒙古，“驻跸二公主府”，又称居此府之公主为“巴林荣宪公主”，同时赏赐“巴林多罗郡王额驸吴尔浑”。这位荣宪公主也即二公主，在《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是记为康熙帝的第三女，并记其嫁巴林蒙古郡王吴尔衮（或译作乌尔滚、务尔衮、吴尔浑）。
四公主。《康熙起居注》中，称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敦多布多尔济的那位公主为“四公主”。公主府中人以及当地蒙古人也称其为“四公主”或“四千岁”，当地人为其所立之碑称“四公主德政碑”，她的丈夫敦多布多尔济则被称为“四额驸”。这位公主封号为恪靖公主，在《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记为康熙帝的第六女。
六公主。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赛因诺颜部超勇亲王策凌（或作策楞）的那位公主，习称“六公主”，其丈夫策凌习称“六额驸”。夫妇二人死后葬一处，在北京安定门外，其墓称“六公主坟”。这位公主封号纯悫公主，《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记为康熙帝第十女。
八公主。《康熙起居注》记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以八公主下嫁翁牛特多罗杜稜郡臧津（苍津），上御行宫二门”。这位“八公主”，封号温恪公主，《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记为康熙帝第十三女。
九公主。《内务府奏销档》：“王达子一户……康熙年间随地陪送九公主至额驸孙（承）运家”，说的是康熙朝出嫁到孙承运家的这位九公主，曾将内务府庄地连同种地者王达子一户，一同作九公主的陪嫁物。《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记，这位公主封号悫靖公主，为康熙帝第十四女。
其他几位成年公主，尚未见到有“几公主”的记载，但如果把她们按出生先后顺序插入上述有明确称呼的5位公主之间，则不难看出她们正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并可推测出日常习称为几公主。
此表中的第五女即端静公主，应称三公主，排序于比她早出生一年且成年的二公主之后，唯其如此，其下第六女才称为“四公主”。四公主之下成年的第九女，应称五公主，因此，其下成年的第十女才称“六公主”。第十女之下的第十一女不到一周岁而殇，第十二女应称七公主，此女虽12岁殇，但12岁以前应也习称七公主，如此，其下成年的第十三女才称八公主。八公主以下的两个成年皇女，称九公主、十公主。
以上成育之皇女以齿序称为二公主—十公主，只缺个大公主。《玉牒》中，二公主以前出生的皇女均夭殇，那么，这大公主究竟是谁？在雍正帝谕旨中找到了答案，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九日，雍正皇帝谕礼部：
端敏公主及大公主、四公主俱是内里公主，朕先前因未满百日（按：指居丧期），不曾下旨，今端敏公主、大公主、四公主俱着封为固伦公主。
这段谕旨的内容，在《清世宗实录》的雍正元年二月之内，有如下记述：
封和硕端敏公主、和硕纯禧公主、和硕恪靖公主俱为固伦公主。
两相对照，这大公主应是纯禧公主，其下的四公主是恪靖公主（见前述），她们均由和硕公主晋一级而为固伦公主。
这纯禧公主，是康熙帝抚养于宫中的其皇弟恭亲王常宁之女，她比康熙帝的二公主大两岁，因称大公主。而在《玉牒》中，此女不列于康熙帝名下，而是列于恭亲王常宁名下。从这位大公主的称呼又可看出，皇帝之侄女若抚养皇宫中而封为公主，在日常的习称中，是与皇帝的皇女公主们一起作排行性称呼的，至雍正仍是如此。
附：康熙子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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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雍正时对皇子、公主们的齿序及称谓
雍正朝，《玉牒》中对雍正帝皇子、皇女们的齿序与登录法，与康熙时基本相同。日常习称，也基本上是按照成育者排行法。而《玉牒》以外其他文献的记述，则比较混乱。以下论述，请参照下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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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共生皇子10人，其中6人在《玉牒》中，以齿序记作第一子至第六子，其余4人弘昐、福宜、福慧、福沛为殇者不作齿序，放于末后为一组单独记述。《玉牒》中作齿序的6个皇子，平日习称就是按《玉牒》中的成育者排行法。如《玉牒》所记第四子弘历（即日后之乾隆帝）在雍正朝便被称为“四阿哥”，礼部等衙门向雍正帝请旨曾述：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臣衙门等部将二十一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娶福金（按：即福晋）之次日，于皇帝、皇后前行礼之处具奏。奉旨：阿哥等娶福金次日，与朕行礼……钦此。
这里所称的“四阿哥”，便是弘历，“五阿哥”是《玉牒》所记雍正帝第五子弘昼。四阿哥弘历是在雍正五年七月娶富察氏李荣保之女为福晋，《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七月庚午条，又有“本月十八日，皇四子婚礼吉期”的记载，所称“皇四子”即四阿哥弘历，雍正十一年封宝亲王；五阿哥弘昼又称皇五子，同封和亲王。《清世宗实录》记雍正十一年二月：封“皇四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硕和亲王”，他们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称呼，若计殇者而统排，弘历应为第五子、弘昼应为第六子。雍正帝给弘昼封亲王的册文，也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册文作于雍正十一年即封亲王之时，文曰：“……尔弘昼，朕第五子……封尔为和硕和亲王”。
雍正帝诸女，《玉牒》中之齿序是统排法，日常称谓，则按成育者排行法，且宫中所养侄女与自己亲生女儿混排称之。
雍正帝生有4女，仅第二女成年且出嫁。另有3人为侄女，养于宫中，也按皇女对待而封公主。表中诸女，只见到出嫁喀尔喀蒙古台吉多尔济色布腾的宫中所养怡亲王允祥之第四女称为“四公主”，这不是因为她在《玉牒》中允祥名下诸女中记为第四女，因其上第三女殇，若在本家同胞姐妹中，她的日常称谓应是三格格或三郡主之类，当时诸王之女也是以成育者排行法。所以此女称“四公主”，应是在雍正帝宫中诸女封公主者中的排行。如果按这种理解，结合表中所列，则雍正帝亲生的唯一成年的怀恪公主，应称为大公主。比她小13岁的淑慎公主即宫中所养允礽之女应称二公主。小淑慎公主6岁的端柔公主即宫中所养允禄之女，应称为三公主。比这三公主小8个月的允祥之女和惠公主，正好称四公主。
雍正朝，又是皇子、皇女之称谓由成育者排行法向统排法转变的时期，因此而出现同一人两种称呼并用的混乱现象。
雍正皇子福慧（初作富慧），雍正四年时6岁，他前边的几个皇兄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如前述弘历称为四阿哥、弘昼称为五阿哥。福慧在雍正四年时若按其皇兄们的齿序法，应称六阿哥，见前“雍正帝皇子表”，但雍正帝却称其为“八阿哥”，《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谕：“八阿哥弘晟之名，着改为富慧”，这是按统排法，将殇者也计入了，参见上举“雍正帝皇子表”。但这位皇子在两年后的雍正六年时又殇，他的这一排行也未能在《玉牒》中落实，仍以不齿序记入。因而此后雍正十一年出生的弘曕，仍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在《玉牒》中排于第五子弘昼之后，称为第六子。
对前朝康熙帝的皇子，仍是按习称的成育者排行称呼，如雍正八年二月的上谕：“……二十一阿哥允禧、二十二阿哥允祜，着封为贝子。二十三阿哥允祁，着封为镇国公”，便是这种称谓。雍正朝所修的《清圣祖实录》，也是按以前康熙朝时已经俗称的成育者排行法。册封文中，则改用了将殇者计入的统排法。此种例子甚多，如下举，并请参照前列“康熙帝诸皇子排列表”。
《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记“封十三阿哥允祥为和硕怡亲王”。同一件事，同年同月颁给允祥的册封文，则记为：“尔允祥，乃皇考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朕之弟也，封尔为和硕怡亲王”。
《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记“封十七阿哥允礼为多罗果郡王”。六年二月“晋封亲王”。同一件事，同年颁给允礼的册封文，均作“尔允礼，乃皇考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七子，朕之弟也，封尔为多罗果郡王”。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八，雍正十一年二月记：“封二十四阿哥允秘为和硕諴亲王”。同一事同年所颁与允秘的册封文，则记为：“……尔允秘，乃圣祖仁皇帝之第三十四子，朕之幼弟也，封尔为和硕諴亲王”。
对其他皇子，也都有这样两种称呼，如称皇七子允佑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第十五子”、皇八子允禩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第十六子”、皇十二子允祹为“圣祖仁皇帝之第二十一子”、皇三子允祉为“圣祖仁皇帝之第十子，朕之兄也”。
对前朝康熙帝的皇女公主，也有与上述皇子类似的两种称呼。
恪靖公主，在雍正帝于雍正元年二月晋封其为固伦公主的谕旨中，称其为“四公主”，是按成育者排行称呼，而在同年颁给她的册封文中，则称“咨尔恪靖公主，乃圣祖仁皇帝第六女也”，这又是按计殇统排称之。
荣宪公主，出嫁巴林蒙古，习称二公主，卒于雍正六年，雍正七年为其所作的墓志铭，是以二公主这习俗之称，记为“公主，大清圣祖仁皇帝次女也……初封和硕荣宪公主……”。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则又称“封皇三女为和硕荣宪公主，下嫁巴林鄂其尔郡王子吴尔衮”，这又是按计殇统排称之。
三、乾隆以后皇子皇女的齿序
乾隆以后，皇子皇女的齿序不再用成育者排行，而只用计殇统排。
乾隆皇帝共生17个皇子。《玉牒》中，这17个皇子，从第一子永璜起，凡出生者皆作齿序，包括殇者，所以，9岁而殇的永琏，记为第二子，2岁而殇的永琮记为第七子，3岁夭殇的永琮作第十三子，4岁夭折的永璐为第十四子，另有3个未命名的殇者也作齿序，为第九子、第十子、第十六子，最末一个出生的永璘，是作第十七子；否则，按成育者排行，永璘就不会是第十七子，而是第十子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他的称呼，永璘也是称“十七阿哥”、“皇十七子”，他的皇兄、《玉牒》所记的第八子永璇，习称“八阿哥”，第十一子永瑆称十一阿哥，第十五子永琰称“十五阿哥”，这在乾隆朝的档案中有载。
乾隆帝共生有皇女10人，《玉牒》所记齿序，与前几朝一样，是按计殇统排，但日常对她们的称呼，则已不是以前的成育者排行法，而是与《玉牒》之计殇统排相一致了。
乾隆帝头两个出生之女均几个月而夭殇，第三女成育出嫁，在成育者中应行大，是大公主，而官员们称之为“三公主”封号的则为和敬公主，嫁科尔沁蒙古，但长期居京，北京的府第称和敬公主府，又称“三公主府”。
乾隆帝的和静公主，统排为第七女，以成育者排行为第三女，《玉牒》作第七女，习称“七公主”，她的丈夫拉旺多尔济被称为“七额驸”。
乾隆帝之和恪公主，《玉牒》计殇统排行第九女，习称“九公主”，嫁大学士兆惠之子札兰泰。
乾隆帝最小的女儿，习称“十公主”，封号和孝公主，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实际上，乾隆所生之10个皇女，成育者仅5人，以上诸女之日常习称，都是以计殇统排齿序。而乾隆帝抚养于宫中的侄女，即封为和婉公主的和亲王弘昼之女，则已不纳入乾隆之亲生女中计排行了。
乾隆帝对皇子、皇女以计殇统排的称呼，也成为以后诸朝皇帝子女称谓的定制。
嘉庆帝共生5个皇子，长子早在嘉庆未继位之前的乾隆四十五年便夭殇，仅2岁，次子名绵宁（即后来继位的道光帝），在成育者中最年长，但嘉庆朝是称“皇次子”，其弟绵恺称“皇三子”，嘉庆十年出生的第四子称“四阿哥”、嘉庆十九年出的第五子绵愉称为“五阿哥”。
嘉庆帝之皇女，第一女、第二女皆殇，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称为“三公主”，第四女庄静固伦公主称“四公主”。
道光帝共生皇子9人，长子在道光继位前已死去，第二子、第三子皆不到两岁而殇，第四子奕詝平时称皇四子、四阿哥，奕誴称皇五子、奕？称皇六子……，道光帝的传位遗诏中，便称奕詝为“皇四子”、奕？为“皇六子”，奕？平常又被称为“六王爷”、“六爷”，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道光帝共生皇女10人，长女在道光帝继位前的嘉庆二十四年即夭殇，但仍占有行大的排行，所以其下道光五年正月出生的第二女，生后仅6个月时，宫中之人及太医院太医便称她为“二公主”，其下晚出生一个月的第三女，在生后第二天（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医院太医就称其为“三公主”，二公主、三公主皆夭殇，任其二公主、三公主之排行并未取消，所以，其下的第四女，出嫁奈曼蒙古的寿安固伦公主，是称“四公主”。而第六女出生后，道光帝虽仅有3个女儿成育，这第六女仍称六公主。
四、小结及余论
综前所述，可将清代皇子、皇女之齿序及相关问题归纳为如下认识：
第一，雍正朝及以前，日常对皇室子女的称呼，基本上是按照成育者排行法，其中也会有个别皇子、皇女在少年时已形成排行称呼后又夭亡，并未取消其排行性习称的现象。但日常习俗称谓中的基本原则，是按成育者排行称之。日常称呼按计殇统排法，是在乾隆皇帝继位以后才确定的，并被沿袭下来。
正因为雍正朝以前，皇女既有日常之成育者排行称呼，又有与此齿序不同的计殇统排称谓，给今人研究造成麻烦，乃至出现错误。如文睿华《公主府志》是记满蒙政治联姻中清朝皇帝嫁喀尔喀蒙古之公主的专志，因弄不清康熙之第六女又称四公主，因而竟认为顺治帝之四公主与康熙帝之第六女同嫁该蒙古。后经王学愚多方考证，才予纠正。
第二，康熙帝诸皇子，无论是在康熙朝还是以后各朝，日常称呼，都是按已形成的成育者排行的习惯性熟称称之，只是在雍正时因处于由成育者排行法向计殇统排法的过渡期，在非用于日常称谓的册封文的齿序中，出现以计殇统排法记康熙诸皇子的现象，但雍正朝人们日常称呼康熙帝皇子，仍是按已成习称的成育者排行法，康熙朝更是如此。这无论是在当时留下的档案，还是实录等文献中，都有大量例证。清史馆协修唐邦治大约是未能见到这些记载，当他看到前举李兆洛所辑《皇朝文典》（唐氏作《皇清文典》）中，雍正朝所撰的康熙帝诸皇子之封爵册文，均以计殇统排齿序，便认为“是知世宗当日实自称为皇十一子，并不自知为皇四子也。其改定次序，必在高宗时，向非册文流传，又乌从而见其迹也”。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便据此而发表对雍正继位的看法，他认为雍正是夺位，但不会是以改遗诏的手法：“后世盛传胤禛是把康熙帝的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才得做成大事。毕竟如何？这些事既然统统‘不见经传’……怕也未必就确。何以言？莫说康熙在时，就是雍正本人，终其身也并不曾自知他会有‘皇四子’之称，他始终只是‘皇十一子’，胤禵是二十三子。这事当年清史馆有人曾据《皇清文典》中册文，已证明无讹。那么由‘二十三’描改‘十一’恐怕不易描写得那么十分秀气。”。唐邦治考察未周，轻下断言，由此误导了后人。杨启樵先生对周汝昌先生的提法便很不以为然，并以康熙朝时人们便呼胤禛为“四阿哥”而不是十一子，胤禵为“十四爷”而不是“二十三爷”等史实予以辩驳。
第三，档案、文献对皇子、皇女齿序的记载如下：
《玉牒》中，皇子、皇女不论成育者还是夭殇者，都予记载，而且殇者、成育者统一按出生先后齿序，只有康熙、雍正二帝的皇子特殊，虽录殇者，但不列入成育者之中齿序。但这两个皇帝的皇女还是将殇者列入成育者中统一齿序的。《清史稿》中的《皇子世表》皇子部分（此表将皇子后裔亦列入）及《公主表》，以及曾充任清史馆协修之唐邦治所纂《清皇室四谱》的卷三《皇子》、卷四《皇女》，就是按照《玉牒》这种齿序与记录顺序辑入的，同时作了一些编辑改写，也出现一些错误。如《清史稿》的《皇子世表》，将雍正帝的几个夭殇皇子作齿序，但都弄错，弘昐统排应为第二子，却作第六子，以致雍正帝出现两个第六子，另一个为弘曕。福惠（慧）统排本应为第八子，却作为第九子，而缺第八子。福沛统排应为第九子，却作第十子。《公主表》中错误尤多，因不属齿序问题，于此不赘。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皇子》，则将康熙帝7名皇子的统排次序或生年记错。
康熙、雍正两个皇帝的皇子，因为成育者排行法称呼，已成为习称，所以“实录”中仍沿袭这种习称，在雍正朝所修之《清圣祖实录》、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中，这两位皇帝的皇子仍用习称。即使在嘉庆朝所修之《清高宗实录》中，弘历仍被称为是“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而以前的皇太极、顺治帝两个皇帝的皇子，在康熙朝重修的《清太宗实录》、康熙朝初纂的《清世祖实录》中，则是按计殇统排齿序。如这两部“实录”，皆称顺治帝福临为“上之第九子也”，“文皇帝第九子也”，显然是将太宗之夭殇的第二子、第三子、第八子与福临一起统排齿序了。即使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也称康熙帝为“世祖章皇帝第三子也”，这又是将顺治帝夭殇的第一子牛钮与康熙帝一起统排齿序。以上三种实录之记述法，也为乾隆定本的这三朝实录所沿用，均为计殇统排法。如皇太极之宸妃所生子称为“第八子”，顺治帝之皇子牛钮称为“皇第一子”、福全被称为“皇第二子”，玄烨被称为“第三子”，董鄂妃所生之子被称为“皇第四子”。实际上，当时人并未作这种齿序，如顺治朝所修《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之宸妃所生子及庄妃所生子福临（顺治帝），从未有齿序，当时之档案也是如此，他们均没有太宗“第八子”、“第九子”之称，可以推测，当时并未作计殇统排，否则，出生后即可确定其行次，而且，到了顺治朝修《清太宗实录》之时，皇太极之子早已固定，为何仍不记其为统排第几子？由此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所谓皇太极死后经过激烈争夺，以其“第九子”福临继位，乃是康熙以后对福临的排行称谓，当时人在日常大概不会是以“皇九子”、“第九子”称之。
同样，康熙帝玄烨，人们也不一定称之为“皇三子”、“三阿哥”，因为他将他的皇兄、顺治帝之第二子（计殇）福全，便称为是顺治帝的“长子”。
乾隆帝及以后诸帝之皇子、皇女，由于只按计殇统排称呼，所以乾隆朝及以后各朝实录，皇子、皇女也只按这种齿序称谓论述。
《皇朝文献通考》，修于乾隆朝，对前几朝皇子、皇女齿序之论述，均本《玉牒》，与乾隆定本的前几朝实录所记亦相同。
第四，雍正朝是皇子、皇女齿序称谓由成育者排行法向计殇统排法过渡之时期，所以当时的称谓及文献记载有不一致之处。对康熙帝的皇子，雍正谕旨、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及《清世宗实录》所记雍正朝之语词，均以成育者排行称之，而在雍正朝封康熙帝皇子爵位的册文中，则用计殇统排法称之。雍正帝的皇子，却在封爵册文中与习称一样，用成育者排行法，如前举册封皇五子弘昼之册文。雍正称自己的皇子，又不完全按成育者齿序，如将福慧称为八阿哥，这与《玉牒》所记也不一致。
中国某海滨城市SH
特工殇正在书房内焦急的寻找资料，屋子四处他翻弄的乱糟糟一片，当他从桌子抽屉下面找到一封黄色的公文袋，这才长舒一口气。
『这些文件一定要交给曹司令，REX研究所令人发指的罪行必将公诸于世！】看着手中的公文袋，暗暗发誓，为了搜集到这个罪恶组织的犯罪证据，军方已经牺牲多名卧底，而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接触到整件事件的策划者——神秘的A博士
他来到窗边，望着楼下街道拥挤的车辆，四散奔逃的人群，心中恨恨的想道，只要自己今天能够逃出升天，总有一天会亲手干掉那个用全人类做试验的科学疯子。
酒店外的走廊传来阵阵嘈杂声，惊慌的住客们正争先恐后的向大楼外涌出，就好像决裂的堤坝。
事不宜迟，从REX研究所内流放的感染者马上就会攻陷这座1000多万人口的大型城市，而那之后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殇连忙将文件塞进皮包内，之后又从行囊内摸出一把沙鹰，再上好子弹后，别在了腰间。
大街上，人们如受惊的鹿群，各顾各的向四面八方逃散，显然他们不清楚生化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果殇分析不错，SH市的周边已经布满了感染的僵尸，它们现在依靠着生物本性，围拢着这座有肉的城市，在抗感染育苗没有研究成功前，军队和武警抵抗不了多久就会全军覆没，眼下只有从海路坐船才能离开这个人间地狱。
于是，殇顺着人群朝码头方向飞速奔跑，也许现在岸边还有停泊的客船。
突然，他身后的人群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殇心中大惊，难道僵尸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他吓的急忙掏出手枪，准备回身射击僵尸，但他定睛一瞧，顿时目瞪口呆，原来是一辆白色大巴为了避开堵车，直接冲向了人行道，无辜的市民们根本没来得及反应，顷刻间被撞血肉横飞，凄声哀嚎，而大巴司机红着眼睛，继续加大油门疯狂前进，车窗上的鲜血越溅越多，甚至司机打开雨刷器才能勉强开清前方的路。
见大巴碾倒了自己身后一对中年夫妻，殇赶紧顺势伏在地上，大巴从他头顶呼啸而过，愤怒的殇飞快的站起身，对着大巴后车轮连开三枪，可惜没有命中，随后，拥挤的人群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个时候，大家已经顾不得什么法律道德，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就算做出残暴的行径也是值得原谅。
殇猛然意识到，刚才由于躲避大巴时的匆忙，公文包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那是惩戒REX研究所的重要力量，文件不只记录着A博士的试验计划，还有数名高官在暗中参与，一些富豪的资金援助等许多有力证据。
为了SH市的悲剧不再重演，再和本部无法联络的情况下，他一定要亲手将文件交道司令手中，纵使粉身碎骨也再所不惜。
终于，花了半响的功夫，他在一个八、九岁小女孩的尸体下面找到了皮包，殇松了一口气，刚想转身离去，本来被大巴撞死的小女孩突然直起身子，一把抓住毛磊的小腿，而她的眼中充斥着眼白，水泥色的血液还顺着破损的头部汨汨流出，显得狰狞万状。
『难道，难道刚才那辆大巴是从感染区冲过来的，期间撞倒过僵尸，车头上沾满感染者的血，造成了现在的交叉感染。』毛磊张大嘴巴恐慌起来。
很不幸，他猜测对了，那些被大巴撞死、撞伤的市民们纷纷歪歪扭扭的爬起，口中、身上流着水泥颜色的受感染血液，并且开始扭着奇怪的步子向周围的人群扑去。
『我们是他们的奴隶……』
3月21日夜晚10：21
华北军区某基地
『报告司令，探测到特工707发出的求救信号，位置在SH市的云山地铁站附近。』
『很好，传达我的命令，派遣炎龙战术小队前往该地点营救。』
『可是，司令，SH市的情况非常混乱，病毒正以几何速度传播，感染者数以万计，即使我们的育苗刚刚研制成功，可还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不必担心，炎龙是精英特种部队，没有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目前要做的事就是相信他们。』
炎龙战术小队先发部队招募队员，欢迎大家参与：）
姓名：中文名
性别：人妖也算
年龄：法定年龄
身高：厘米计算
体重：斤、克计算
外貌：大致形容一下
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特长：一些优秀的个人能力，最好和求生方面有关
个人简历：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主要事迹
职务：队长、副队、A组组长、B组组长、C组组长、组员
兵种：突击兵、机枪兵、狙击手、医疗兵、通讯兵任选
主武器：各种中、大型枪械
2、“殇”的原意指未成年而死，除此之外，也指非正常死去的人或为国战死者。殇的组词有：花殇、殇殀、殇宫、殇夭、殇子、下殇、杏殇、殇折、长殇等。
3、殇的用例：
（1）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道，不知向顺，故无利害。
（2）他知道皇共生六女，五女夭殇，有这位潜绣宫主长，是丧皇母亲生。
（3）这项工作受到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研究所与英联邦国殇纪念坟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将持续六个月左右。
（4）唉，只可惜我的父母即是表兄妹成婚，是以在我之前，他们生养的几个孩子，都不幸夭殇了。
西汉以后，《周礼》被奉为儒家的“三礼”之一，其中“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的主张也为儒家所接受，因而儒家人士一向是反对冥婚的。不过，作为一项民俗文化，它并没有因为儒家的抵制而消失，我国正史记载了不少冥婚事例。如《三国志•邴原传》载：“（邴）原女早亡，时太祖（即魏太祖曹操）爱子仓舒（即曹冲）亦没，太祖欲求合葬。”曹操要让曹冲与邴原早亡的女儿合葬，但遭到邴原反对，这次冥婚没能做成。不过曹操又转而聘甄氏亡女与曹冲合葬，最终还是完成了冥婚。据历史文献记载，魏明帝曹丕也曾给早亡的女儿曹淑做冥婚，还不顾大臣反对亲自参加了冥婚典礼。我国正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民众生活不太关注，不过出土文献则更多反映民众的生活方式，其中经常可以窥见到冥婚习俗。《汉故相小史夏堪碑》云“娉会谢氏，并灵合柩”，叙述的是夏堪死后聘谢氏为妻并灵合柩之事。1974年3月在洛阳市李屯发现一座东汉墓，在一件陶瓶腹部留有朱砂书写的文字，内容是给许苏（复姓）阿铜和刑宪女合坟做冥婚。1998年6月在甘肃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葬中发现一块木牍，上面的文字是20岁的男子耿少平与15岁的女子孙阿合葬，并祝他们“共上苍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饮，共上车，共卧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薪，共取水，共产儿子儿女”，二人显然也是死后做成的冥婚，所以才会出现祝愿他们合葬后婚姻和谐之类的文字。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汉魏时期冥婚是很流行的。
民间流行冥婚，皇家也不能免俗，而历代皇室冥婚，以唐朝为最多，仅唐中宗、韦后就操办过3次冥婚：一次是为他们的儿子李重润，另两次是为韦后的弟弟韦洵、韦。《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载：李重润19岁时被祖母武则天下令杖杀，唐中宗即位后追赠李重润为皇太子，让他与国子监丞裴粹的亡女合葬做成冥婚。韦洵的冥婚很有意思，韦后得势的时候，安排他与萧至忠的女儿合葬，韦后失败之后，萧至忠赶紧打开韦洵的坟墓，把自己女儿的灵柩抬了回去。也就是说，萧至忠当初为女儿做了冥婚，现在又让女儿“离婚”。冥婚也可以结、可以离，与现实社会的婚姻何其相似！
唐代流行冥婚，已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10篇写明是经过冥婚合葬的。当时两家谋议冥婚，也按照人间的婚礼按部就班地进行，于是就需要婚书往来。郑余庆撰写《书仪》二卷，其中就有冥婚文书的写法；敦煌发现的《大唐吉凶书仪》当中也有冥婚书、答冥婚书、冥婚祭文等，是专为举行冥婚的人家提供的文书蓝本。冥婚的流行自然会引起儒家人士的批评。白居易《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一文，就指责冥婚“生而异族，死岂同归”，“既违国禁，是乱人伦”。后唐明宗看到郑余庆撰《书仪》也曾感叹：“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他诏令刘岳等人将《书仪》中关于冥婚的部分尽数删除。不过，儒家的批评和抵制没能阻止冥婚习俗的持续传承。
宋代冥婚依旧流行。宋人对冥婚记载最详细的当数康誉之 的《昨梦录》：“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冥衣，男冠带、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长尺馀者于座后。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动。奠毕，祝请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且合也。又有虑男女年幼，或未娴教训，男即取先生已死者，书其姓名、生时以荐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属。既已成婚，则或梦新妇谒翁姑，婿谒外舅也。”这里康誉之所介绍的是宋代山西地区冥婚的情况。山西冥婚在历史上从未中断过，康熙年间的《隰州志》载：“男女殇，择年相若者为冥婚。两柩合葬，两家往来婚娅。”民国年间的《浮山县志》载：“男子未聘，女子未字，既死而后议婚，两柩合葬，名曰冥配。”迄今，山西南北各地的冥婚习俗仍然很流行。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我国汉族居住区几乎都有冥婚习俗，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过冥婚。宋代以前的冥婚几乎都发生在夭殇男女之间，可是宋学兴起后，又出现了活人与死人的冥婚。已订婚的男女，女子为死去的男子守寡以明贞烈和男子娶死去的女子为妻以显高义。清末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亲，男或迎柩归葬。此虽俗情，亦有礼意。”他赞为有礼意的“抱主成亲”以牺牲女子再结良缘为代价，是非常残酷的守节行为；男子“迎柩归葬”后却可以另娶妻室。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冥婚也相当流行。《台湾风土志》介绍的“拾红包”的冥婚形式，也发生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在台南，凡女子成年未订婚约而死亡的，父母以其无嗣供奉，乃用红纸条书明生死年月日时，附以现款四元、六元、十二元或二十四元不等，包封妥当，遗置道旁，有人拾得的，即须迎娶其神主牌以承祀之。”殇女之家在路口放置红包，家人躲在一旁守候。若未婚男子拾到红包，就得做这家的姑爷，并能获得一笔奁金及另娶妻子的资费，条件是他娶“活新娘”之前，先娶这位“亡新娘”的神主牌；若已婚男子拾到红包，可以用掷的方法征求亡女意见，她同意后也可以举行婚礼。婚礼与一般人家婚礼无别，只是婚后生养的第一个子女归在亡女名下，称该亡女为娘，奉祀亡女神主。当然，让亡女得到后辈祭祀的香火是台南冥婚的主要目的。
笔者近年曾到山西省阳泉市实地调查冥婚习俗。这一地区的冥婚仍主要发生在两个死者之间，不过并不限于未成年死者。笔者在阳泉市调查过30多个冥婚事例，年龄最大的已有91岁，最小的才10岁。凡是死后没有配偶的男女，不管年龄大小，都需要做冥婚。笔者调查时发现，有一男子终身未娶，他就给自己买一副女儿骨寄埋起来，到临死的时候，他嘱咐侄子把自己跟女儿骨合葬在一起，以此完成冥婚。当地人也把为单身死者做冥婚视作必须的事情，既有不怕周折为死者撮合亲事的，也有不惜重金购买女子骨殖的，甚至有为配冥婚而盗墓贩骨、杀人贩尸的，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恶性案件，近年不时见诸报端，引起社会关注。由于女子尸骨价格高涨，买女子尸骨做冥婚花费不菲，有的人家就用面粉捏成人偶，或者在萝卜上刻画出人形，或者干脆买来一个布娃娃，穿上（或裹上）女人的衣服，用来配冥婚。由于冥婚的盛行，当地丧夫的妇女改嫁时，一般都要讲好是“活嫁死不嫁”还是“活嫁死也嫁”，前一种情况是若干年后妇女去世还要回来与前夫合葬，后一种情况则是与后夫合葬。不讲好改嫁的形式，将来就可能会引起前夫、后夫两方家庭的纷争。
摘要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日本国民性中最重要的灾难意识在日本灾难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是日本灾难文学的代表作，它将灾难与危机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渗透了人物的性格，集中体现着日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忧患意识 灾难感 小松左京 日本沉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沉没》一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小松左京的代表作。这部描述日本即将沉入大海的灾难小说，以其独特的带有东方色彩的科幻预言性的表现形式，征服了亿万读者。这部小说分别于1973年和2006年两次被搬上银屏，集中体现着日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
一 日本殇文化的渊源
1 源起
日本文化的前期发展，长时间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可以说，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秦汉到盛唐，这种文化的一致性不断增强。因此，在日本文化中处处都能见到中华文化的踪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日本文化受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色调。这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是日本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社会变迁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和从汉文化中吸收和转化的内容一道，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渊源。
2 发展
在近代史上，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和“西学东渐”对日本的影响，西方文化开始传入日本，并深刻影响日本的社会生活，日渐深入日本文化内部并逐步成为日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二战之后，战争的落败和美国***的轰炸造成了人间惨剧，战争的悲惨经历使得日本的文化经历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变化，在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3 深潜
然而这一切的特点、变化都只是在显性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和趋势，而根植于日本民族内部的确起源于这个民族生存发展基础上的本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最终定位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并非表现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而是从情感角度决定日本民族和个人的思维与情绪。这种本土文化深潜于日本文化的深处，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晰的今天，这种本土特征也很容易被国际化的思潮和全球视野的论调所忽视，但是却永远不能被消解和忽视。而在这本土文化中，最明显的文化特征，也是被公认为日本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的就是日本的殇文化。
二 日本人的忧患意识与灾难感
1 忧患意识
在日本传统文化当中忧患意识不可或缺，这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渊源性。从战国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中华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影响力向来如此。作为一个积极学习他国文化的国家，日本将这种忧患意识充分吸收，成为支撑国家前进的原动力之一。日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借助这种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每一次历史机遇发展自己，将国家和民众的危机感充分调动出来，从而激发民众的紧迫感和创造力，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忧患意识在民众当中并非永远都是积极的效果。受其自身自然条件的制约，这种忧患意识被无限放大，并在日本国民心中沉淀。在小说中，描述民众抢购食品和文物倒卖交易的章节，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对这种极端忧患感的担忧，尽管这种国家在即将沉没的危急关头，但是作者显然是要借助小说来表达对这种过度忧患的警惕和不安。
2 灾难感
在日本文化当中，灾难感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感情基调。由于日本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地震、海啸、火山，自然灾害频繁，决定了这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极易受到挫折和打击。因此，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的是一种对未来担忧的灾难感，总担心自己的国家、家庭会随时遭受难以预料的巨大灾难，从而走向灭亡。这种沉重的灾难感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日本民族最为明显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征在国家、民族遭受灾难和重大问题时最容易产生。在小说的结尾，小野寺痛失玲子，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眼看整个日本即将沉入海底，支撑所有的人奋力挽救的已经不是对民族挽救的使命感，而是基于对人人都有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平等权利。这种奇特的逻辑性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当中的灾难感所决定的，这种灾难感深入日本文化之中，是民族悲伤情绪的渊薮。因此，在遭受这样的巨大灾难时，借助民族情绪来号召民众凝聚力的方法难以实现。
3 殇
但是如果在忧患意识和灾难感的基础上理解《日本沉没》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质，那么笔者认为应当归结为殇文化的范畴。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日本沉没》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日本文化当中真切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伴随日本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征程，成为了日本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正是以田所博士为代表的专家的强烈忧患意识为支撑，田所收集到的数据令他确信将会有灾难发生，并得出惟一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列岛历来最坏的情况——1年内的地壳变动导致大部分的陆地下沉到海中”了。这一结论大大超过了美国专家此前的预期，因而为D计划的快速实施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作者在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注意兼顾到了日本文化的全面性，那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在另一方面转化成了日本民众广泛的灾难感，这种灾难感让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凄凉、绝望的气氛之中。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作者竭力创造一种平静的气氛，即使是为日本沉没的事实做铺垫也在表达上显得隐晦和轻淡。这种在文章的各个方面透露着灾难感的表现手法不是一种普通的表现形式，是日本文化中关于灾难感的集中体现。这种基于忧患的意识和灾难感的矛盾性成为了整部小说最痛彻心扉的感情基调。而这种矛盾的情感纠结最终都将化为独具特色的日本殇文化，成为彰显日本民族特色和文化独立性的重要支撑。
三 殇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作为多种文化感情因素的集合体，殇文化成为了日本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民族文化。殇文化是在日本本土文化和舶来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也对日本社会发展特别是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殇文化促使日本文化向着更为独立的方向发展，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极具特色，在长期的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发展形成并逐步完善。殇文化作为日本独特的本土文化，使日本的文化发展向着更为独立的方向。围绕殇文化所呈现出的日本文化的自身特色，成为《日本沉没》这部小说在文化社会领域最经典的体现，也是日本文化成熟和完善的体现。虽然，故事的最后是以日本的沉没为结局，但这不代表着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殇文化的没落与消亡，而正是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坚持和独特。
2 殇文化在日本社会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内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的民族。长期艰苦的限制性因素为殇文化在日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使民众对未来、对现实有更为深刻的思考。这种伴随着忧患意识和灾难感的文化，深入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日本社会的自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日本把握国际机遇，不失时机地发展自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殇文化的灾难感所引发的消极情绪是殇文化的显著弊端，为民族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构成了一定的困扰。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瑕，日本殇文化也不例外。殇文化中的消极情绪和悲观色彩以其强烈的灾难感为代表。强烈的灾难感容易使民众丧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容易使国家缺少强大的动力，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缺少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强烈感情，而这种缺失和淡漠，就像小说中老人屋檐下没有燕子飞回的巢，对日本文化在后续的发展过程构成了较为明显的困扰。
四 《日本沉没》之殇
1 灾难感的意识存在
对日本殇文化的归纳和思考，应当从日本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特征说起。日本民族的历史发展悠久漫长，长期以来，日本以华为师，在封建社会多次派员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日本民族产生于日本诸岛，国土多山地、少良田，自然资源匮乏，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一弊端十分明显。除此之外，由于国土面积不大，国内市场狭小，日本的国家发展在扩张和侵略之外，缺乏良好的途径和形式。而从地理结构角度上看，日本国家四面环海，且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之上，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上述的这些特点长期成为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掣肘，这些隐忧和显患伴随日本民族的成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民族的悲伤情绪，这种悲伤情绪并非是对生存的绝望和对民族命运的漠视，而是一种独特的殇文化。这种建立在长期存在历史现实基础上的殇文化，聚集于日本国家的内部，甚至凝结于每个民众的内心当中。在《日本沉没》这部小说中，这种殇文化的特征处处可见，从老人看着屋檐下不再回来的燕子窝，到借助山崎之口说出的上层人士的观点“什么都不做，顺其自然”，这种带着颓废气息的沮丧感正是小说对日本殇文化的最好体现，灾难感穿透了故事的始终，宛如一首哀歌，在空气中忽远忽近的飘荡，强烈地表现了日本国民意识中的灾难感与绝望。
2 灾难感的现实恐慌
从整部作品来看，《日本沉没》在突显日本民族危机处境的同时，并没有掩饰灾难感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恐慌和不安，这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毫不避讳在作品中展现各个社会阶层在面对灾难时的涣散和不安，或许这种强烈分离主义的谴责只有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因为对前途的担忧和对民族隐忧的预见或已根植于这个民族的内部。根据地理学的知识，由于日本列岛正好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地震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甚至有可能因为巨大的地壳变动，将百年后的某一天整个日本列岛被吸入海底，出现真正的日本沉没。对于这种国殇民殇，已经可以被社会接受和理性思考，所以我们才能从这部风靡一时的著名小说里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解读日本文化，体会到那种贯穿于日本流行文化始终的灾难感。
3 从《日本沉没》中看殇文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界70年代开始风靡日本的《日本沉没》一书，从文化角度上看，其作为日本殇文化的集中表现，在日本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的发展向来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呈现出新的特点，文化的不断完善和推陈出新是一种文化永葆生机的不二法门。因此，殇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也会形成新的特点。在2006年被重新翻拍的同名电影中，殇文化所具有的强烈忧患感和灾难感仍然存在，但是与小说原著结局日本列岛的最终沉没不同的是，故事的结尾以小野寺和结成的牺牲成就了日本国家的拯救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主旨的升华。
在新的社会发展大局中，殇文化吸收并融合民族性的、世界性的更为积极的文化因素，将为日本殇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益。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灾难感，最终都将和更为丰富的文化元素一道成为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极为珍贵的一种文化形式。
注：本文系2011年江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基于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改革的日语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实践”（2011JGYB129）；江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外国语言文学理论与应用研究”（JDR2006A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杜玲莉、杨小川：《从灾难片〈日本沉没〉看日本人的民族性》，《作家》（下半月），2009年第24期。
[2] 谭征：《从〈日本沉没〉谈板块构造》，《百科知识》，2006年第21期。
[3] 钱学明：《从〈日本沉没〉看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国际问题资料》，1986年第15期。
[4] 孙静娴：《地质学与文学联姻——读〈日本沉没〉》，《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5] 程永艳：《从川端康成的〈雪国〉看日本文明的死亡意识》，《作家》（下半月），2008年第20期。
一。按死者的身份划分
1.古代帝王或王后死，称之为“崩”、“驾崩”、“崩殂”、“山陵崩”、“天崩地坼”、“大薨”、“大行”、“登遐”、“升遐”、“上宾”、“宾天”、“龙髯”、“鼎湖”、“弃”、“终”等。例如：
“天子死曰崩。”(《礼记・曲礼下》)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赵策》)山陵，帝王的坟墓。“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水经注・渭水》)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出师表》)
2.古代王侯、夫人死，称之为“薨”。例如：
“(楚武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左传・鲁庄公四年》,“薨”,龙奄了，即奄然亡也，借喻侯王、王后之死。唐代以后，称二品以上官员的死也叫“薨”。)
“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决塞功大水，王后夫薨。”(《管子・五行》
3.古代大夫死，称之为“卒”。例如：
“庄襄王卒，子政立，故为秦始皇帝。”(《史记・秦本纪》,卒〈醉〉,终也，终人生之事也。因以称大夫之死。亦称高寿为卒。)
4.古代士人死，称之为“不禄”。例如：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禄。”(《国语・晋语》,禄，奉禄。生方有禄，死则无禄。故以之为士人死的讳称。亦常称有爵位的显贵之死。)
5.唐以后六品以下官员及庶人死，称之为“死”。例如：
“孟明稽首曰：‘……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左传・之战》)
以上“死”的别称反映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
二。按死者的职业划分
1.教徒死，称之为“化”、“物化”、“羽化”、“亡化”、“顺化”、“坐化”、“坐脱”、“化鹤”、“鹤驭”、“寂”、“示寂”、“圆寂”、“登仙”、“登极乐”、“归天”、“升天”、“飞升”、“尸解”、“形解”、“涅禁”、“园毗”、“反真”、“无常”、“恬退隐忍”等。例如：
“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红楼梦》第十三回)
“辩才虽物化，参蓼犹夙者。”(辩才、参蓼，两僧姓名。秦观《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可是我希望他马上归天，好去求上帝改变这恶狗一样的犹太人的心。”(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2.文人死，称之为“修文”、“修文地下”或“地下修文”、“玉楼赴召”或“玉楼修记”。例如：
“修文将管辖。”(杜甫《哭李尚书》)
“颜子渊、卜子商，死为地下修文郎。”(《幼学・释道鬼神》)
“相传‘李贺将死，昼见绯衣人传玉帝诏令，谓白玉楼成，召使作记，随卒。’”(李商隐《李贺小传》,〈后〉因称文人早死为“玉楼赴召”或“玉楼修记”。)
3.伟人、要人死，称之为“泰山颓”、“树木坏”、“山颓木坏”、“兰摧玉折”。例如：
“孔子蚤(早)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寝疾七日而殁。”(《礼记・檀弓上》)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尝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萧、艾，恶草，屈原以喻小人。兰、玉喻君子。宁作守身洁白的君子死，不作富贵荣华的小人生。《世说新语・言语》)
4.贤才死，称之为“蝗玉”。例如：
“亮将葬，何充会之，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晋书・庾亮传》)
三。按死的意义或感彩划分
1.为国为民而死，称之为 “殇”、“殉”、“殉难”、“殉节”、“捐躯”、“献身”、“就义”、“牺牲”、“光荣”、“结缨而死”、“停止思想”、“去见马克思”等。例如：
屈原《国殇》(殇，牺牲。国殇，为国家作战而牺牲。)
“(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汉书・李广传》)
“忧国忘家，捐躯济难。”(《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2.保持节义而死，称之为“玉碎”、“授命”、“致命”、“令终”。例如：
“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南史・王僧达传》)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
“君子以致命遂志。”(《易经》)
“昭明有融，高朗令终。”(《诗经・大雅》)
3.仇人死，称之为“亡命”、“完蛋”、“断气”、“见阎王”、“回老家”、“归西天”、“一命呜呼”、“呜呼哀哉”、“翘辫子”、“兵”等。
“死寇曰兵。”(《礼记・曲礼下》)
其余“死”的别称皆俗语且常用，不一一例举。
4.死于意外，称之为“畏”、“厌”、“溺”、“陨”、“陨命”、“”、“殍”、“殊”、“歹”、“绞”、“厉”、“自经”、“自缢”、“吊死”、“投缳”、“波臣”、“丧生”、“灭澌”、“灭顶”、“灭殒”、“灭性”、“横死”等。例如：
“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礼记・檀弓上》,罪犯惧怕罪过而自杀叫“畏”;行止在险境之下而死叫“厌”;坠水而死叫“溺”。)
“旋入雷渊，并为波臣。”(汪中《哀盐船文》,波臣，被水淹死。)
四。按死的地方划分
1.老年男子在家中安然死去，称之为“寿终正寝”:“我不想加入这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九》附：老年女子仍居内寝而死叫“寿终内寝”。)
2.死于外地他乡，称之为“客死”或“留革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病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觉毛骨森竖，疾退归舍，留革郭异域，已无生望，因念进退一死，亦姑听之。”(《聊斋・王者》)
3.死于道中，称之为“殖”:“皇二年，吴中大饥，殍殖枕路。”(《梦溪笔谈・官政一》,饿死曰殍。)
4.死于狱中，称之为“瘐死”、“考竟”,“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汉书・宣帝纪》);“狱死曰考竟。”(《释名・释丧制》)
5.被刑于市，称之为“弃市”:“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资治通鉴・秦纪一》)
五。按死的年龄划分
1.未成年而死，称之为“夭”、“折”、“夭折”、“昏”,“夭昏”、“殇”(包括长殇、中殇、下殇)、“瘥”、“早世”、“不禄”等。例如：
“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红楼梦》第五回)
“年十九至十六(死)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仪礼・丧服传》)
“短折曰不禄。”(《礼记・曲礼》)
2.长寿终老而死，称之为“札”、“终”、“考终”、“善终”、“老寿”、“寿终”、“卒”、“全活”、“正命”、“天年”等。例如：
“疠疾不降，民不夭札。”(《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大死为札。”大，年长。)
“若此言之，颜渊不当早夭，盗跖不当全活也。”(《论衡・祸虚》)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正命，尽修身道而寿终。)
六。按死者的亲疏关系划分
1.父母丧，称之为“艰”。“又以居艰去官。”(王俭《褚渊碑文》)
2.母丧，称之为“失恃”。“生有甥女，早失恃，遗生鞠养。”(《辫斋・公孙九娘》)
3.父丧，称之为“失怙”。“无父曰怙。”(《诗经・蓼莪》)
诸如妻死为“殡”、“悼亡”;姬妾、近臣或奴仆从葬而死为“殉”。
七。动植物的死，称之为“殪”、“竟”、“毙”、“焚身”、 “降”、“渍”、“疆”、“札”、“蓄”等。
以上“死”的别称归结起来大致分三类：讳称、婉称、泛称。
一。讳称：敬重尊长，不直言其死而讳称之。如前言帝王或王后、诸侯、夫人之死的别称及医家所谓“心脏停止跳动、永远停止呼吸”和“老”、“去”、“没”、“先”、“鹤驾”、“鹤驭”、“化鹤”、“驾鹤归西”、“驾返瑶池”、“见背”、“谢世”、“短见”、“作古”、“失去”、“就木”、“百岁”、“千秋万岁”、“捐馆”、“捐馆舍”、“不讳”、“不可讳”等都是常用的讳称。
二。婉称：凡人厌死，忌盲其字，常婉转言之，如“走”、“大去”、“不幸”、“闭眼断气”、“去泉台”、“到酒泉郡”、“跟了去”、“咽了气”、“化了灰”、“老”、“坏”、“休(行休)”、“仙(仙游)”、“逝(长逝)”、“溘世”、“去世”、“下世”、“辞世”、“绝世”、“即世”、“就世”、“归休”、“归尽”、“大归”、“身蹶”、“瞑冥”、“出尘寰”、“填沟壑”、“转沟壑”、“弃天下”、“弃群臣”、“到阴间”、“入地府”、“去丰都”、“伸腿去了”、“舍我而去”、“醉卧藤下”,“辞逆旅之馆”等都是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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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愈演愈烈的新区建设严重地超越了经济发展现实。如不及时加以遏制，必将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并引发地方债务风险。
举国瞩目的新型城镇化决策进入关键时刻。城镇化由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组合而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其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央决策的天平已倾向于“人的城镇化”，但现实中大拆大建、政府主导突击造城的惯性思维和做法仍未破除。
政府投资强力驱动下，虽实现了城市的急剧扩大，城镇化率大幅提高，但也造成严重副作用。典型症候就是，不论产业聚集能力如何，人为造就许多新城新区，超过实际需要，沦为“空城”“鬼城”。2013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表示，推进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在山西大同样本中，政府短短五年内的大手笔投资，实现了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执政强人离去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个将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运用到极致的城市，也暴露出求大求全、超前规划与建设的弊病，以致债务缠身，残局待解。 ——编者
晚上8点，大同东城楼上的灯火由远而近依次点亮，照出一座古城的轮廓。脚下的古城墙下宽18米，上宽14米，高14米，城墙上建有望楼12座、控军台2座、角楼2座，此外还有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绵延1800米，蔚为壮观，使人遥想起当年大同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首的雄风。
然而，这座城墙并非自然的遗存——在明代大将徐达修建大同城600余年后，一座面积3.28平方公里的古城以45亿元的代价被复建。
与其他城市仅复建几个历史街区不同，大同古城将城墙、护城河、辽金建筑群、明朝代王府以及里坊格局全面复原，原古城范围内的所有现代建筑都拟拆除或被削低，数十万人口也因此搬迁。
重修古城的同时，大同在御河以东建起一座面积42平方公里的新城，内有政府大楼、高标准医院、学校和诸多国际大师设计的大剧院、体育馆、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以及知名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
这一系列号称“50年不落后、100年不后悔”的宏大工程始于五年前，按照前任市长耿彦波的计划，大同将实现“一轴双城”的城市格局——以御河为界，西边是以3.28平方公里古城为核心的旧城，东边是御东新城。
旧的复旧，新的更新，两翼齐飞。耿彦波希望，大同能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摆脱“一煤独大”的困境，以文化旅游带动城市转型。
正当大同城建规划实施过半的时候，耿彦波于今年2月调任太原，大同城建随后陷入失速状态，不少建设项目搁置，政府负债百亿元、工程队因欠款抢房自救等消息陆续传出。
剥离古城和个性市长的特殊因素，回望大同五年造城史，其将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运用到了极致，成为中国式造城的缩影。 衰落
大同为山西省第二大城市，现有人口330万。
因扼守晋北门户，大同自古以来即为军事要塞，在建城2300年间，历经上千次大小战事——胡服骑射、白登之战、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历史给大同留下丰厚的文化遗存，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为其煌煌明珠，罗刻满山，鬼斧神工。
1949年后，大同转身成为“中华煤都”，在过去60余年间，向全国输送煤炭24亿吨。1984年，大同市被国务院列为13个全国较大的市之一，与重庆、洛阳、无锡等城市比肩。上世纪90年代，在“有水快流，挖出来就卖”的发展思路下，一批煤老板崛起，城市却走向败落，大同人自嘲：“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2008年，大同城区常住人口60万，其中16万户居住在低矮破旧、潮湿的平房杂院里，冬天最多时100多人排队上旱厕。由于家家户户靠烧煤取暖，空气严重污染；而城市下水系统落后，在一些未经改造的地段仍可看到设在路中间的排污口，污水和垃圾泛着腐臭。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途经大同，评价其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2001年，贾樟柯在大同拍摄了描画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电影《任逍遥》，铺陈出一种末世情绪——这座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当时，有传言说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
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从沉梦中醒来时，发现原来并驾齐驱的城市已跑出很远，自身的资源优势却逐渐消失——煤炭储量仍然可观，但最优质的侏罗纪煤接近枯竭。这座被时代遗弃的历史名城，面临着弥补城建欠账和城市转型的双重局面。
大同城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城建资金投入不足。据大同市建委主任李易新介绍，2008年之前，大同城建经费为每年3000万元，这些钱既要盖房，又要修路，还要用于园林绿化，捉襟见肘。
2008年2月耿彦波出任市长后，大同的城建资金一举飙升至每年100多亿元。从2008年到2012年，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除去社会资金，政府投入大约六七百亿元。
五年，1000亿元，相当于在1825天里，不论寒暑，每天都有5500万元资金投入这座三线城市的建设之中。 巨变
过去五年，大同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随处可见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当地人戏称，要是离开一个月再回来，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各项建设项目中，道路建设成为先导。
仅2008年，大同就重修了御河西路、迎宾街、向阳街、南三环、西三环等8条总长30多公里的城市道路，而且全部当年规划、当年设计、当年拆迁、当年开工、当年竣工。
至耿彦波五年后离任，大同总共修建了200余条、400多公里的道路和桥梁，道路总长超过了大同到北京的距离。根据大同市建委的数据，2008年至2011年道路建设的投资为140多亿元。2013年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称，2012年道路建设投资22亿元。两项相加，五年的投入为162亿元。
以道路建设为先导拉大城市框架，盘整并经营土地，获得发展资金是许多城市的做法，而耿彦波将其运用到了极致。
大同通过将京大高速公路（北京至大同）向外延展改道，一举将御东新城的面积扩大了9500亩，这相当于新区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大同主城区实际居住人口要控制在135万人以内，建设用地控制在127平方公里以内。然而到2011年时，大同的城市规划建设面积实际已较2007年扩大了两倍，达到180平方公里。
为此，大同申请更改规划，经住建部2011年批准，新规划确定，到2020年城市建设用地19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则扩大到202万。“即使按照修改后的规划， 2020年的目标也差不多提前完成了。”一位当地官员说。
大同改造涉及数量庞大的房屋拆迁安置，五年间共动迁4万余户，建成安置房14万套，在建的还有6.7万套，保障房总投入240亿元。其他用于破产安置，学校、医院改造等民生投入也达到了175亿元。其中45亿元用于解决市属关闭破产企业330户、8.3万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善后问题。约100亿元用于新建改造几乎遍及全市城乡所有中学、小学共656所。30亿元用于新建市三医院外科楼、市一医院、五医院、六医院、中医院等重大工程。2008年至2012年四年间，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了990个，床位增加3350张。
经过五年的建设，大同完成“蝶变”。
如今，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恢复了一半以上，四面古城墙完工三面，只有西城墙未合拢。古城内的重点工程基本完成，现存全国最大的辽金时代佛殿华严寺整体修复，其余府文庙、善化寺、关帝庙、重阳宫、清真寺、帝君庙、法华寺等均修缮完毕。鼓楼东西街修复成了四合院街区。街道的名字也俱恢复古风：平城街、和阳街、清远街、永泰街、武定街、魏都大道、白登路……在更换一新的5.1万盏宫灯掩映下，昭示着这座城市重回辉煌年代的雄心。
御东新城则体现出不逊于一线大城市的风貌。太阳宫坐北朝南，雄踞中轴线，两侧依次是造型独特的五大场馆：日本“隐喻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大剧院，像是顶部凹凸的国家大剧院，寓意“一朵凝固的彩云”；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教授科恩设计的图书馆，其不规则几何形体来源于云冈石窟的启发；英国福斯特设计的美术馆是钢结构金字塔形；博物馆为中国设计大师崔恺设计，展现一种流动向上的空间感；最南端的体育中心外形似北京的鸟巢，总座位3万个，是鸟巢的三分之一。加上太阳宫，六大场馆预算约为30亿-40亿元。
这些壮观的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在它们的东边几十米外便是古代文人墨客雅集之地——文瀛湖。2010年，政府决心重新恢复断水干涸的文瀛湖，经过两年修整，文瀛湖碧波浩荡，湖水面积超过西湖，与周边的森林公园一道，成为市民新的休闲场所。 过去五年，是大同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时期。有房地产商坦言：“考虑到大同的人口吸纳能力有限，这里的房地产已经接近饱和。”
大同本为缺水之地，为保证文瀛湖储水量，市政府耗资1.7亿元，修建40余公里的管线，引黄河水入湖。2012年和2013年，大同共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将湖灌满，花费4000余万元，每吨水的平均成本4元。据知情人士称，文瀛湖的维护也需要不少资金，“夏季蒸发量大，一天补水就需几十万元”。
湖的东面，富力城独享2200亩土地，准备分八期开发400万平方米集居住、酒店、商业、办公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目前已开发了一期六栋楼，每平方米售价4000元-5000元不等。
新城投入使用的还有市政务大厅、中级法院、市检察院、第五人民医院、大同二中等新建筑。每一栋楼同样是高标准修建。
走在大同街头，满城的绿树使人产生身在江南的错觉，这是30亿元投入的结果。大同以前的绿化树种以油松为主，品种单一，耿彦波要求从外地大批引进名贵的彩叶树——丁香、榆叶梅、五角枫、山桃等七八十个品种，以保证每月都能做到色彩缤纷。
“一轴双城”之梦似乎正在接近实现。然而，大同的前景就在这瑰丽的梦中悄然迷蒙起来。 失速
2013年2月7日，耿彦波突然被调离大同，前往省城太原担任市长。这一消息只有少数人获知，耿本人也是前一天方接到调令。
大同市民们在过完春节后，发现市长已经离开。从大年初三开始连续六天，市民聚集于东城墙下集会、签名、游行，要求耿彦波回归大同，每日均有数千人之众。多数聚集市民希望耿彦波继续将城市规划完成，另一些涉及利益关系的拆迁户和施工方则担心政府政策生变、工程烂尾，利益受损。
为平息事态，新任市长李俊明出面安抚，并承诺已经开工的工程都将持续。在停滞了两三个月后，重点工程复工，但进度缓慢。
古城西城墙未按原计划于8月合拢。城内不少楼房已人去楼空，按照规划，城内居民将全部搬迁，然后招商引资，开发古城旅游。但目前仍有近4万户尚未搬迁，占到古城的一半。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搬迁工程已被无限期搁置。未及搬迁的棚户区，在修缮一新的四合院群落反衬下尤显残破，歪斜的木头门柱支撑着将要倾塌的砖墙，三五成群的流浪狗在垃圾堆里刨食。
大同古城成为一种奇异的混杂：以四面城墙为界线，一座座修缮完备的古建筑群落巍峨高古，颇有北魏遗风，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场所，但深入到老城的细部，却如同步入一座鬼城，尤其夜晚时分，站在华灯初上的东城墙上俯瞰，老城内黑黢黢一片死寂。
御东新城同样满眼是半拉子工程。五大场馆主体完成，但只是钢筋骨架。工地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工人，看守美术馆的工人说，由于工程款不到位，施工队的主体已撤离，其他几个场馆也大体如此。
新区的核心建筑太阳宫，原规划为市四大班子的新办公区，以带动御东新区的人口集聚和房地产开发。由于中央严控楼堂馆所，新一届政府决定不再搬迁，耗资不菲的太阳宫面临被废弃的命运。缺少了行政和资本的强力驱动，御东新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流的硬件——八车道马路、雄伟的楼堂馆所、成荫的绿树与稀少的车流人烟形成鲜明对比。
停滞下来的城市建设使一些拆迁户陷于困境。古城内一些原本期待通过拆迁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希望落空。而一些不愿意被拆迁的钉子户亦无人过问。
位于古城南墙脚下的新生园小区的七八栋楼房远看人去楼空，翻过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之后，却发现还住着几户人家。80岁的赵玉花拄着拐杖颤悠悠地站在家门口说，这个小区的房龄只有十年，为了修护城河，这已是第二次拆迁。
大同的安置方案是：拆1平方米只换1平方米，如果想增加面积，政府以补贴价优惠到45平方米；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方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可增加20平方米安置，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若再要求增加，则按市场价结算。
据多家动迁户介绍，每家均掏出了10万元左右置换房屋。对于这一花费，市民态度不一，经济宽裕者认为值得——既住进楼房，还增加了房屋面积，改善了居住条件。而家庭贫穷的则感到难以负担，赵玉花以及新胜园的其他20户人家属于后者，他们是下岗职工或身体残疾者，无钱搬迁，只得继续栖身于旧宅中。
这里的自来水和燃气已停供一年，居民需要到对面小区居民家中花钱买水，“最近又停了电。”50多岁的失业建筑工人康守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来找我们。” 耿式治理
不少大同市民认为，城建失速主要是由于耿彦波的离开，所谓人走政息。那么耿彦波的治理之道是什么？这种治理方式是否确因他的离任而不可持续？
耿彦波认为，城市建设就是经济建设，一方面通过古城修复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另一方面对于大同这样的落后城市而言，做好环境，才能吸引投资，“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在耿主政期间，城建资金从每年不到1亿一举飙升到每年100多亿元，但同期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出现爆炸式增长：2007年至2011年，大同的财政总收入从93.04亿元增加到162.26亿元，年均增长14.92%；一般预算收入从36.71亿元增加到64.64亿元，年均增长15.19%。
而且，此前山西全省煤炭资源整合中，大同受影响最深，多数煤矿关停。除去属于央企的大同煤矿集团，全市的煤产量从原来的5000万吨，下降至1000万吨。
那么，巨额的城建投资，从何而来？
与其他城市类似，土地是大同城建资金的关键来源。2008年以前，大同土地收入每年不过两三亿元，2009年则一下子达到30亿元。
耿彦波在任时，亲自主管规划、土地、房管、城建部门，将国土局下设的土地储备中心由正科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并要求全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在旧城内，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被要求破产，整合出土地。
市政府对土地出让价格严格控制，住宅用地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元，这些价格比过去提高近1倍。大同一些黄金地段的土地甚至卖到将近900万元一亩，直逼二线热门城市杭州的地价。
在新建设的御东新区，大同的做法是，由政府出资对土地进行基础性建设——修路、绿化、铺设水电气管道后，再进行招拍挂。按照政府方面的计算，新区总共42平方公里（合6.3万亩），前期投入每平方公里不到2亿元，整个新区成本不超过80亿元；其中2万亩可做商业性开发，即使按每亩100万元计算，也可获得200亿元收入。
自2008年以来，大同五年土地出让收益共约250亿元。
银行贷款是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经过市人大批准的贷款在140亿元左右。大同的政府贷款主要来自于国开行和农村发展银行这些政策性银行，贷款利率较低，同时还款期限较长。农村发展银行是大同政府贷款的大户，其向市政府贷款14亿元用于修路，23.3亿元用于安置房工程，8000万元用于水库建设，贷款以财政担保，期限是七年。知情人士透露，更多贷款是10年期或20年期。而每年约5000万元的政府债券，则筹措到约2.5亿元资金。
第三条筹资渠道是争取上级资金。2009年国家给山西省下放了11亿元保障房补助资金，大同争取到其中9亿元。此外，水利、农业、园林等各系统内的一些专项资金也被充分利用，比如，2011年大同被列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当年中央下拨6000万元用于供热和节能改造；而建设部用于支持城市房屋路面管网改造的资金，大同每年也能“跑”下几千万元。
“过去山西的官员们很闭塞，不愿意出去，后来都去跑资金。”大同市建委主任李易新告诉《财经》记者，“总的来说，从中央‘跑’来的钱，前后应该有100亿”。根据2011年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仅2010年就争取国家和省级资金28.09亿元，超过前20年总和。
此外书包范文，政府为新修建的楼盘配建学校，开发商必须缴纳配套的义务教育费，过去最多每年收3000万元，从2008年开始，这一收费逐年上升，当年收了4.4亿元，第二年5.2亿元，2012年约6亿元。开发商若是不按规定缴纳，就可能受到严厉查处。
大手笔投入背后，是耿彦波与前任们完全不同的思路。在他看来，城市是个产业，别人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他信奉的是“办多少事找多少钱”。 难续
大同城建资金的核心来源是土地出让收益。而土地出让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市场。
站在大同城墙上南望，新开发的高层住宅和酒店密集，表明这是城市最繁华之地。知情人直言，“南城的地好卖”，御东新区开发先期投入，古城改造，都需要南城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支撑。
过去五年，是大同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时期。2009年，大同市房地产业开发投资从2008年的27亿元飙升到83.66亿元，此后一年一跨步：2010年90.6亿元，2011年134.18亿元，2012年170亿元。房价也从每平方米3000元上涨到5000多元。
一位在大同拥有项目的太原房地产商坦言：“考虑到大同的人口吸纳能力有限，这里的房地产已经接近饱和。”
而从土地本身而言，土地价值较高的南城空间越来越有限，经过五年的高强度开发，南城可开发的土地已经很少。御东新区虽储备了大量土地，但因新一届政府宣布放弃将行政中心搬迁至御东新区的计划，开发商对此区域的市场预期急剧下降。
耿彦波执政时，一方面通过铁腕拆迁使开发商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拿到净地，另一方面也以特事特办等方式简化招商引资的手续，各大开发商一时云集大同，随着耿的离去，大同政务恢复以往，有的开发商反映，如今办齐各种手续又要盖上百个公章。
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趋缓，综合所致，大同土地出让行情一落千丈。知情人士透露：“过去五年，（大同）土地收入每年有五六十亿元，但2013年前半年不到5亿元。”由于一些地块未如约完成拆迁，向开发商提供净地，还有40亿元土地出让金无法收回。
除去土地，另一个主要资金源头——银行贷款也难以再续。
出于对地方债务的担忧，近两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受到严控和清理，大同亦非例外。2011年6月，当地主要融资平台之一的大同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接受贷款清理的结果显示，当时该公司共有银行贷款58.6亿元，除6.12亿元有土地抵押担保外，其余均为政府信用贷款，因此被银行金融机构定性为现金流无覆盖。现金流覆盖率是指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是否能覆盖相对应贷款本息的程度，揭示项目现金流对贷款的偿还能力。现金流无覆盖意味着该公司当时已不具备贷款偿还能力。根据清理方案，大同市政府要求在当年8月底前，将6000亩土地划入城发司，并办理追加抵押手续，以确保现金流全覆盖。
2013年7月27日，国务院更下发特急明电，要求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中西部由于产业单一，财政收入结构里非税收入类较多，因此成为这次审计的重点。据知情人士透露，2013年大同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几乎没有”，城建资金少了一大来源。
多个资金来源受阻后，大同的造城资金链有断裂之虞，而已有债务进一步加重了其负担。
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大同市政府投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金2.9亿元人民币，负责经营城市国有资产、地产投资开发、招商引资等。而大同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则负责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等建设项目运作，其公司业务还包括销售商品住宅、房屋出租等。
这两家政府的开发公司以招投标方式将工程发包给中关村建设、山西宏图等大型企业作为总承包方。此后，总承包方再将工程分包给大大小小的包工队，从中收取13%左右的管理费。
河南人刘斌是一支工程队的包工头。他从山西宏图拿到了安置房小区魏都新城八栋楼的建筑工程项目，在没有正规合同的情况下先行垫资开发，建设过程中山西宏图支付了700万元，扣除管理费，尚拖欠刘斌800多万元工程款。此后，刘斌找到山西宏图，被告知政府的开发公司没有与宏图结算，所以无法支付余款。他又找到政府，政府让他把账算清楚，协助他要钱。再找宏图要求决算，宏图又将皮球踢回政府开发公司。
刘斌的钱则来自于民间拆借，目前仍余400多万元借款，3分利息，每月需支付10万余元利息。刘斌的遭遇并非个案，与他一起承包魏都新城北区的兰巨宝、王宏礼、韩文宏境况相同，“我们现在有苦说不出。”
魏都新城总共有300栋楼，按刘斌估算，每栋楼欠款在80万-100万元左右，总额接近3亿元。而像魏都新城这样的小区，大同总共有十几个，加上新区五大场馆，工程欠款不是一个小数目。
目前，大同政府并未披露负债总额，媒体此前报道笼统称为“百亿”，这来源于耿彦波在任时透露的银行贷款数据。《财经》记者了解到，在城建高峰后，大同的银行贷款约为140亿元-160亿元。
综合银行贷款和工程欠款等，一位当地政府官员估算，大同政府债务在200亿元左右。
2012年，大同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190.7亿元，与债务余额相当。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公司一位长期从事城市开发贷款业务的人士表示，在衡量政府负债时，关键的指标是政府可支配财力。如果债务与可支配财力之比，即政府债务率超过100%，就有一定风险。
大同市可支配财力占财政总收入之比约为55%，2012年为100亿元。按200亿元债务计算，大同政府债务率达到200%。
不过，上述国开行金融公司人士也表示，还需要综合考虑贷款期限等因素，“如同个人买房年收入20万元，但贷款100万元买房，看起来负债率很高，如果是分30年还清，那么偿付风险并不大”。大同市政府银行贷款期限大多为10年到20年，时间较长，以100亿元可支配财力而言，偿付风险不算很大。
问题在于，后续资金压力显然已难以继续支撑庞大的城市改造计划。
耿彦波认为，“城市是一种产业”，的确，造城并非纯投入，亦有收益。大同政府通过开发拥有约80万平方米的商铺，收益可达80亿元。然而，由于担心城市建设停滞，不少业主目前纷纷退订商铺，退订金额已达6亿元。
大修古城的动因是使大同转型为旅游文化城市。2012年，新修复的东城墙确比上年增长游客105.82%，2007年至2012年，大同市旅游收入也从63亿元增加到162.82亿元，增长159%，不过，同期山西旅游收入的增长水平达到了212%，全国增长水平233%。旅游收入对大同城市续建而言“远水难解近渴”。 得失
耿彦波主政五年间，给死气沉沉的大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搅动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包括政治生态以及331万大同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这基于他极富个性特征的施政方式。
耿彦波的经营城市之道可概括为：以铁腕拆迁为保障，以修桥铺路等基础建设为先导吸引开发商，以出让土地为核心，以银行贷款为补充，密集投入资金，短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
耿彦波此前担任榆次市委书记和太原市副市长时，刚构建的城市规划都是在未完成时便被调离，所以在2008年调任大同前，耿彦波向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一届是五年，对于如此宏大的城市规划来说，可谓短而又短。任期大限下，耿彦波采取了非常规的施政方式。他自己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还为官员定下几条规矩：事不过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身边的人总结他的工作方式为“一线工作法”。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着，而是整天泡在工地。他不仅是城市的规划者，而且还是超级监工。经常天不亮就一个人出门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市长带着各部门负责人在街头办公是大同一景，所到之处常引起市民围观，拍照。
耿彦波的施政风格较为强硬，时常突破规则和程序。按照规定，工程建设必须先办土地证，才能办规划证，才能招投标，才能办施工许可证，最后才能开工建设。而现实情况是，当年申报土地，第二年底国务院才能批回，才能办土地证，这意味着第三年才能建设。“大同这么快的建设速度，不可能等到手续齐全才开工。”知情人士称，因此，未批先建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场馆甚至边设计边施工。
在拆迁问题上最能体现耿彦波的铁腕，他的名言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能等待。”不论市民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员的房子，都照拆不误。
西大街拆迁中，他动用武警封锁现场，拆迁人员破门而入，将被拆迁人扔到车里拉走，然后强拆。他自己则在旁边的云冈建国酒店顶楼密切关注拆迁的全过程，他也因此获得“耿拆拆”“耿鬼子”的绰号。
城市面貌的快速提升使普通市民们都了解他的造城计划，出租车司机也能随口说出“一轴双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等耿氏理念。耿彦波离开半年之后，其极富个性的作风仍是街头巷尾的一大话题。一些市民甚至相信，如果耿彦波还在大同，城市规划一定能够完成。
一位官员总结道：“耿彦波的能力、勤奋和强势个性使得他对这座城市形成了一种个人信用，大家觉得，只要他在，一定能‘玩’下去，一些开发商甚至愿意垫资开发。但这种个人信用是双刃剑，他一走，信用就不在了，一些工程队宁愿跟他去太原，也不愿意留在大同。”
大破大立的狂热气氛逐渐褪去，大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些人也开始反思耿氏的造城计划是否过于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