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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时期，谷物产量的计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来计算。比如一块地上可以打多少箩的谷物之类。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国古代谷物的收获量通常是按一个“普列甫尔”（约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尔”（约3.53公升）的谷物，折算成1公顷地可收100公升的谷物。再换算成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约为1：6~7（小麦），或1：5（大麦）。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在古代意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谷物的产量可达播种量的12~14倍。[12]再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情况来看，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不同的谷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现象，即刀耕地的产量约是播种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但不同的耕作技术则有较大的差异，如耜耕（锄耕）或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13]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比例。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关键词：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转型期； 礼制遗存
Abstract：The period of 3，500-3，000 BC is taken as a transition from the Songze culture to the Liangzhu culture，and also as an important evolution for ancient Chinese etiquette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Some ritual vessels made of both pottery and jade，such as ding，dou and hu as regular composition occurred. Jade bi and cong from the Liangzhu culture probably derived from bracelet and small cong in the Songze culture. For the Liangzhu culture，the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only bred the etiquette system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s：the Songze culture，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main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公元前3500～3000年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发展演进的过渡阶段，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变的转型时期。
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文化来源。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即崧泽―良渚时期。
以古国都城、王族陵寝、祭坛墓地、宫殿神庙、贵族聚落、大坝稻田等大型遗迹和玉琮、玉璧、玉钺等礼仪用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礼仪制度发展到极致，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发展的最高峰。
崧泽―良渚时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研究对于系统研究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进历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崧泽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接近于南河浜遗址分期的晚期五段，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年前后”①；海盐仙坛庙遗址的“中期堆积属于崧泽晚末期以及与衔接紧密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②；无锡邱承墩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处于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为公元前3300年前后”③。
本文以崧泽―良渚时期的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现状分类作简要的概述，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文化内涵作浅显的解读。
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迹
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迹主要为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在上海崧泽④、江苏吴县张陵山⑤、昆山赵陵山⑥、无锡邱承墩⑦和浙江嘉兴南河浜⑧、桐乡普安桥⑨、湖州成舰狻⒂嗪际马兜11、长兴江家山12、海盐仙坛庙、海宁小兜里、皇坟头13、达泽庙14、酒地上15等崧泽―良渚转时期的高等级遗址中，都发现了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已成为太湖流域礼制转型期的普遍现象。
由于考古发掘的规模不一，各遗址中发现的土台数量也不一：张陵山、赵陵山、南河浜、成降纫胖贩⑾1个土台；邱承墩、小兜里等遗址发现2个土台；普安桥、皇坟头、酒地上等遗址发现3个土台；仙坛庙共发现两行排列的5个土台，为发现土台最多的崧泽―良渚时期的遗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土台多呈东西向分布，南北向分布的仅见于小兜里遗址，然据小兜里发掘报告称“在遗址东南区域还应该存在一个崧泽文化晚期的主体土台”16，因此小兜里遗址的土台为两行排列，仍然是东西向分布。
土台多由相对纯净的黄土堆筑，底部多呈圆角正方向的正方形，近似覆斗状；四周和顶部置放有大口尊、鼎、罐、盆等陶器，经大火焚烧后形成坚硬的红烧土遗迹，陶器往往烧结于红烧土中；土台内还瘗埋精致的陶器和小型玉器，土台上或土台内大多有建筑遗迹，土台四周或土台上分布有墓葬，土台上的墓葬打破土台。
在诸多的土台遗存中，以小兜里和邱承墩遗址发表的考古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和邱承墩土台为例：
小兜里土台Ⅰ营建的第一阶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4.5、南北宽13米，高1.2米；第二阶段的早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2、南北宽13.5米，顶部东西残长9，南北长8米，第二阶段的晚段，土台向南部扩展，顶部南北长达13米。
土台上的遗迹主要有红烧土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烧结厚度达10厘米；土台的第二阶段还有陶片铺成的“陶片面”，有东西向的石|，石|南北宽约1，8，东西长约13.8米；土台上有建筑遗迹1处（H1），东西两侧分布着11座墓葬，其中M33、M35为崧泽―良渚时期的显贵墓葬，M33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盆、大口尊等陶器6件以及i、珠等玉器，M35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大口尊、盆等陶器28件以及玉珠等；土台内还有鼎、豆、瓮、罐、杯、盆等陶器残片（图一）。
小兜里土台Ⅱ位于土台Ⅰ的北部，显然与土台Ⅰ不成一列，姑且不论。
邱承墩土台Ⅰ位于遗址的西部，与土台Ⅱ并列呈东西分布。土台Ⅰ的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南北长12.5、东西宽11.5米，高约1.6米。堆积自上而下分为6层：第1层黄褐土，呈弧顶状，弧顶的中心部分呈凸起的方柱形，上置两件用特殊方法从腹部切割开的陶器，底部平置，口部扣置，陶器边缘经烧烤呈红褐色；第2层灰白色土土框，围绕第3层黑灰土形成东西长5.2米、南北宽6.2米的方形台面；第3层，黑灰土；第4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形成外框；第5层为土台内坐北朝南的房基，东西长9.8、南北宽9米，有内外两圈基槽，内部并有柱洞，基槽内有用于奠基的小陶器。第6层灰黄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玉坠等（图二）。
邱承墩土台Ⅱ在土台Ⅰ的东部，并列呈东西分布，相距约10米。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东西长10.3、南北宽9.5、高1.5米，顶部用两件陶器置放成十字形，经烧烤后留下不规则的烧结土。堆积自上而下分为3层：第1层黄褐色土，呈弧顶状；第2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呈框状；第3层黄色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坠等（图三）。
土台Ⅱ的东北有同时期的墓葬6座，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杯、圈足盘等陶器，斧、钺、锛等石器和璜、环等玉器。
小兜里和邱承墩的土台遗迹既反映了太湖流域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崧泽―良渚时期太湖流域祭祀土台用于祭祀的文化性质。
邱承墩遗址地处太湖北部，小兜里遗址地处太湖东南。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近似覆斗状，底边长约12米左右；土台上或四周有烧结坚硬的红烧土，有建筑遗迹和打破土台的墓葬，土台内瘗埋陶器或玉器。
土台为崧泽―良渚时期最重要的祭祀遗迹。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形态和文化内涵在太湖南北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反映了环太湖地区崧泽先民的信仰已达到高度的统一。
二、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物
崧泽―良渚时期的礼制遗物有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和土台内的瘗埋器物，主要为陶器和玉器。
（一） 墓葬中的随葬礼器
墓葬以海宁小兜里、海盐仙坛庙和无锡邱承墩发表的墓葬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的墓葬为例，将崧泽―良渚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礼制遗物分类列表比较如表一。
通过列表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随葬陶器中，鼎、豆（圈足盘）、壶（罐）似已成为定制，无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都以鼎、豆、壶随葬，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大口尊（图四）。
随葬玉器主要为璜、管、珠、i等佩饰，此外还有镯形器（含大玉镯、小玉镯）、小玉璧（含玉环、玉瑗、玉纺轮等），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龙形、人形玉佩和玉钺（含石钺）。
玉钺出现于崧泽文化早期的大型墓葬17，玉钺贯穿崧泽文化始终而非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的礼制用器，故不讨论。
镯形器的形制与玉镯相同，镯形器中既有玉镯，也有无法戴于手臂的大玉镯和小玉镯。玉镯在海宁小兜里M21、昆山赵陵山M77皆有出土，吴县张陵山M4出土的1件内径8.2厘米的大玉镯上还有阴刻兽面纹（图五）。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类似，唯形体较小，发掘报告中有称玉环、玉瑗或玉纺轮，也有径直称玉璧。长兴江家山M239、上海崧泽M82、湖州成M1和余杭石马兜M41、M74，桐乡普安桥M19、M8皆有出土。
崧泽―良渚时期的随葬玉器中，还有龙形玉佩和人形玉佩。桐乡普安桥、海盐仙坛庙和海宁皇坟头、达泽庙皆有龙形玉佩出土（图六）；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皆有高冠人形或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出土（图七）。
（二） 土台中的瘗埋礼器
崧泽―良渚时期土台内瘗埋的礼制遗物以邱承墩最具代表性，发表的资料也相对完整。
邱承墩土台Ⅰ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小陶壶；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管、珠、坠等；石器为打制成形但尚未磨制的斧、锛、刀、镰等。小陶杯多为觯形，最小者高仅5厘米，小陶壶有双鼻，高5厘米左右（图八）；玉镯形器的内径仅4.3～4.4厘米，无法戴于手臂（图九）。
土台Ⅱ瘗埋的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鼎、豆、盘、罐、杯等（图一）；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和和管、珠、坠等（图一一）；石器主要有刀、锛等。
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的玉器基本相同，主要为小玉镯。土台Ⅰ瘗埋的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和小陶壶，仅瘗埋酒醴之器；土台Ⅱ瘗埋的陶器为鼎、豆、盘、罐、杯，与崧泽―良渚转型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基本一致，包括稻粱之器、肴羞之器和酒醴之器。
邱承墩遗址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陶器的不同，可能暗示着东西并列的土台有着不同的文化属性和不同的祭祀功能。
三、 崧泽―良（）渚转型
期的礼制遗存刍议
值得一提的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有土台、小玉璧和小玉镯。
（一） 土台
《仪礼・觐礼》：“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h。”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在太湖南北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中普遍出现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的布局、构造、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土台遗存中皆有“燔”有“瘗”，“燔”和“瘗”是我国最古老的礼天礼地的祭祀礼仪和祭祀方式。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土台遗存当为余杭瑶山18、反山19、汇观山20等良渚文化大型祭坛墓地的肇始。
（二） 小玉璧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无异，唯形体较小而已。小玉璧的形制与纺轮相同，因此玉璧可能来源于纺轮。
（三） 小玉镯
玉镯与玉琮的形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与良渚文化的镯式琮。玉镯套于手臂，属装饰品；而玉琮用于祭祀，属礼器。张陵山M4出土的玉镯形器不仅内径甚大，并有阴刻的兽面纹；而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出土的玉镯形器内径甚小，并瘗埋于祭祀土台，皆无法套于手臂。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黄琮礼地，”《仪礼・觐礼》：“祭地，瘗。”小玉镯瘗埋于祭祀土台，当为“祭地”。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礼制遗存中，小玉璧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的雏形，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琮的雏形，因为无法套于手臂的玉镯，其功能可能与“礼地”的玉琮相同。
（四） 龙形、人形玉佩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出现的龙形、高冠人形和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可能为良渚文化龙形纹、兽面纹或组合兽面纹的滥觞。
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空前绝后的“玉器大爆炸”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良渚文化突然出现的造型复杂、纹饰繁缛、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玉器，未必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见其“原形”或“祖型”，因此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未必都源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未必都能与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礼制遗存一一对应，但是，良渚文化祭天祀地的核心礼仪和玉琮、玉璧等物化物的基本要素应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一脉相承。
太湖流域的礼器大致经历了“陶礼器为主――陶玉礼器并重――玉礼器为主”的演进过程。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出现的具有礼制性质的土台遗迹和陶玉礼器并重的现象，为崧泽―良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和典型的礼制遗存。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最发达的文化，良渚文化的核心文明因素和基本礼仪要素皆可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见诸端倪，因此出现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演进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③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无锡鸿山邱承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1期。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⑥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 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⑧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⑨ 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b.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健罚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皇坟头崧泽文化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酒地上遗址2013年度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a.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转眼间，我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了，我即将离开与我朝夕相处的母校进入初中的轨道，在这六年中我们进行了许多次活动，但最让我难忘的是参加良渚文化博物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胜蓝小学的五六年及学生进行了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馆的活动。
早上8点左右我们上了车，经过1小时左右的车程我们到了良渚文化博物馆。下了车，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大门正上方是一块大匾，匾上写着“良渚文化博物馆”，这是原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的。博物馆共分为三个展厅，我们先来到了第一个展厅。
第一展厅主题是“良渚文化——中华古文化的奇葩。”讲解员阿姨介绍说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文化，1936年在余杭市良渚镇发现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主要分布在浙江、上海、江苏，分布面积约40.2平方公米。我还在第一展厅里看到了黑陶贵耳壶、饮器、石刀、绢片、丝线……
随后我们又来到第二展厅。讲解员阿姨介绍说良渚时期，玉被赋予神圣的品格，以琮、璧、钺为代表的五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灵物是神圣的法器，但也是维系社会等级与秩序的重要礼器，是世俗权利的象征。玉器中包括玉蛙、玉龟、玉鱼、玉梳背、玉神人兽面头像。良渚文化古城是由何天行（1913——1986）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字幕什，浙江杭州人。我真为他是一个杭州人而感到骄傲。
最后我们来到了第三展厅——墓葬。墓葬是人死后的归宿，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良渚古代人民现实生活的情况。墓葬规模和结构的不同，随葬品精劣、多寡的差异。
我向来不知道古代还有这些新鲜的 ，通过这一次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馆，使我感受到了祖国历史的悠久和灿烂的文化。这次活动令我终身难忘！
杭州市胜蓝小学
六（3）班
周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