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对事迹都不陌生吧，事迹是为了表扬先进、弘扬正气、推动工作，对工作、学习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如实记载和反映的书面材料。那么相关的事迹到底怎么写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革命故事精选4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那个年代，虽然胡日先带领其子孙，长年累月勤耕苦作，但由于地主豪绅横征暴敛，欺榨剥削，结果还是债台高筑，家贫如洗。
1925年五华农民运动浪潮席卷全县。上级党组织派遣胡焕寰等到念目石村，开展宣传组织农会。胡日先带领全家首先响应，报名参加了农会。在他家的带动下，念目石、碰塘、琴江下的农民纷纷加入农会，随即成立了琴江乡农民协会，选举胡日先为会长。胡日先当上农会会长后，便带领农民积极实行“二五”减租，取消送租送田信鸡等勒索农民的苛捐杂税。穷人抬起了头，挺起了腰，扬眉吐气，但地主豪绅却恨得破口大骂，誓要把胡日先“农会头”除掉。
1927年5月，地主豪绅勾结宋世科团进剿念目石，他们一到村里，见物就抢，见屋就烧，见人就杀，并派重兵包围胡日先家。由于敌人突然袭击，胡日先躲避不及，不幸被捕，被押进安流东灵寺。敌人对他施用惨绝人寰的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曾被胡日先清理过家产的地主黄柱臣，认为斩除“农会头”机会已到，便得意洋洋地对胡日先说：“你这个共产党农会头，今日你有三头六臂，插翅也难飞，快送你上西天了！”遍体鳞伤的胡日先，忍着巨痛，厉声呵斥：“我胡日先敢食三斤姜，敢顶三下枪，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死了，有我儿子、孙子，革命自有后来人，你们莫高兴太早，你们的末日快要到了！”辞严气正，弄得地主黄柱臣丧魂落魄，灰溜溜地走开了。几天后，海丰农军总指挥吴振民率领农军打败了宋世科团，攻陷安流，把胡日先从狱中解救了出来。
其妻张五妹目睹自己丈夫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火从心头起，谆谆告诫儿女：“牢记血海深仇，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打倒这批狐群狗党，为你爹报仇。”她带领一家大小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农军。她家是革命据点，体弱多病的张五妹经常起早摸黑接待同志，护理伤病员，累得她腰酸背痛。但她从未有过怨言。一次，红军四十六团100多人路过，她组织全家老幼，热情地为红军战士煮茶做饭，问寒问暖。红军战士都称她为“革命的好妈妈”。
在父母的影响带动下，孩子们也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叛变革命，肆无忌惮地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这血腥的白色恐怖中，胡荣、胡问欧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教导、父母亲的支持，激励着他们与敌人血战到底。
1928年2月6日，古大存、魏远明率领革命军100余人，攻打横陂魏汉周、魏灼寰的封建堡垒——华阁西门。激战两小时后，因水寨李瑞屏等地反武装增援，敌人向革命军疯狂反扑。这时，战士胡运娘等人被敌包围，在这危急时刻，胡荣不顾个人安危，当机立断，带领几名赤卫队员冲上山头，端起机枪，紧扣扳机，向敌人开枪扫射，掩护胡运娘等同志杀出重围，安全转移。
1928年2月17日，黄旭初师兵分三路进剿安流。他们到安流后，就和当地反动武装互相勾结，成立剿共委员会。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口号，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革命活动一度转入了低潮。
1929年4月，八乡山第一仗后，念目石的革命火种又燃烧起来。胡荣首先在念目石组织起“救党会”，他任组长，胡亚四、胡亚涛为组员。胡问欧将分散隐蔽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恢复了洑溪乡党支部，他任书记，后任中共八区区委委员。在他们兄弟积极串联发动下，洑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胡荣任主席；洑溪乡妇女会主任由胡问欧的妻子曾友妹担任，儿童团团长由胡日先的孙女胡木英担任。1930年初，区、乡苏维埃政府都设在胡日先家里。为了保卫新生政权，胡荣兄弟率领念目石人民，在村的四面高山上日以继夜筑起了4个大寮（即碉堡），准备与反动武装展开顽强的斗争。他们依靠原始工事，用粉枪、刀、矛等武器，先后打败了敌人多次的进攻。
胡日先13岁的孙女胡木英也不甘落后，率领儿童团员到永和寺、水口宫、转水宫，废掉神坛，捣毁神像。胡日先一家，成为封建地主豪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把胡日先一家当作首先要剿杀的对象。自1928年至1930年，胡日先家先后遭受敌人几十次围剿。不但房屋被烧毁，墙脚被挖掉，果木被砍光，连屎缸板、风车、砻、碓、磨等都被抢光，房屋被夷为平地，片瓦无存。敌人烧、杀、抢、掠、悬赏通缉，迫使他家三年断了炊烟。在艰苦的年月里，胡日先携老带幼，上山蹲石洞，挖野菜草根充饥，以蓑衣稻草御寒，后流落到陆丰上砂讨饭，4岁的孙子胡毕香被迫卖掉，13岁孙女胡木英也 www. 被地痞抢走。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为了让学生们时刻铭记革命艰难、不忘革命者的奉献精神，郑北一中学校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特将本周的教育主题定为“根植红色基因”。
围绕“如何根植红色基因”，我校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了“讲革命故事”和“唱革命歌曲”两个具体活动。
我校少先队辅导员张老师在党支部的引导下，精心筛选了十几首经典的革命歌曲，通过校广播站、班级音乐课堂，学生唱响了这些革命歌曲。高涨的革命热情感染了他们，先辈的流血牺牲感动了他们，红色的革命精神影响着他们。
今天的年青读者如何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何了解鲁迅的革命人生？ 日前，我读到的由石一歌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故事》一书，就是解决读者“如何”的一个好文本。该书生动地再现了鲁迅的革命史、战斗史，深切缅怀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光辉一生。
《鲁迅的故事》一书共编写了24个故事。有的写鲁迅青年时代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放弃医学，毅然用文艺这个武器来激励人民大众的斗志；有的写鲁迅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无比愤怒，冒着生命危险，用杂文打击形形色色的敌人；有的写鲁迅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认真改造世界观，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有的写鲁迅自觉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向在文化战线上顽固推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四条汉子”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总的来说，全书以鲁迅的思想发展为线索，简括地叙述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各个时期的主要斗争事迹。题材新颖，值得一读。
作品没有按照纪年的传记写法来勾勒，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小故事揭示了大革命家的战斗历程，使鲁迅的革命形象从如烟如雾的历史深处走来，清晰地站在了读者面前。这正如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阅读鲁迅的故事，你会深感中国有鲁迅，甚幸！鲁迅是中华的民族财富，让人们受益匪浅。
本书不虚拟场景，不虚拟情节，以忠于传主的态度，不妄自揣摩，不擅加评述，对鲁迅的理想、事业、思想、性格等方面，进行了客观、中肯、朴实的写作，故事内容基本上都有史实根据。尊重历史，见证历史，旨在让历史昭示未来，让历史照亮未来！
血染毛毯见真情
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纪念馆，陈列着一条缀着许多块补丁、显得十分破旧的毛毯。这条红底白花的毛毯，外表与普通家用的毛毯无二，看似普通，却有着非凡的经历，它凝结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振堂等人的战斗友情和对中国革命的赤胆忠心，承载了颇多传奇色彩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条毛毯，最初是原第二十六路军军长董振堂使用的。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下，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等率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14日在江西省宁都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第二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
1932年春，在庆祝宁都起义胜利时，董振堂见到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二人一见如故，交上了朋友。一天，董振堂到红军总部开会。在的住处，董振堂惊讶地发现，总司令竟然住在一间简陋居室里，木板床上只有一床褥子和一床很薄的军被，根本无法御寒。第二天，董振堂便把自己的一条苏联产的毛毯，送给了。
1936年10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所部被编入西路军。1937年1月，在甘肃省高台县与西北军阀马家军的激战中，因弹尽粮绝，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董振堂壮烈牺牲。
得知董振堂牺牲的消息，痛惜不已，从此，他对董振堂赠予的这条毛毯更加珍惜。这条毛毯，不仅随经历了数次血与火的残酷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而且跟着他走过了千难万险的长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与被扣留的进行谈判，迫使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经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根据党中央和的指示，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肩负重任出入地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见为革命劳苦奔波、殚精竭虑，十分关心他的身体，便把一直珍藏的那条毛毯转送给了。
1937年4月25日，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边区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副官陈友才，以及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等率领一个班战士，共25人，乘坐卡车前往西安与有关方面谈判。在行至陕西省甘泉县的劳山时，一行人遭到武装匪徒的伏击。
在这次战斗中，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为掩护而不幸壮烈牺牲，凶残的匪徒在陈友才的遗体上狠狠地捅了数刀，陈友才身下压着的替携带的那条毛毯也被捅了好几个洞，浸透了烈士的鲜血。
等人突围脱险之后，来到西北保卫局设在三十里铺的检查站。待驻扎在延安的一个骑兵连赶到现场，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遗体。
在整理烈士遗物时，战士们发现了这条毛毯，便将它带回。当接过这条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毛毯时，睹物思人，禁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
后来经过邓颖超一针一线的精心缝补，继续把这条毛毯带在身边。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9月，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三大主力师即将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考虑到年事已高，前线条件又那么艰苦，在临行前，他又把那条毛毯回赠给了。
于是，这条毛毯又伴随着一路征尘，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1938年10月，率八路军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区，八路军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他们总是把自家的大炕烧得热乎乎的，让部队同志睡个好觉。
一天夜晚，住在太行山上下河村的一户村民家里，由于他家大炕烧得过热，结果毛毯被烧出了一个大洞。
即便如此，依旧舍不得丢弃它，他让夫人康克清把烧坏的地方用白布精心地修补好。以后的日子，始终带着它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直到新中国诞生。
解放后，将这条凝结着多位战友深情的毛毯捐赠出来，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赠送毛毯表关爱
苏家坡地处福建省上杭县、龙岩县交界，这里穷乡僻壤，仅有的几十户贫农长期以来生活困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世世代代目不识丁。
1929年秋，为了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在闽西指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化名“杨先生”随同特委机关来到苏家坡，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设在这里的“树槐堂”，带病住在“树槐堂”的楼屋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期间，他经常走家串户，访贫问苦。
一天，发现闽西特委炊事员杨冬冬的床上没有棉被，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捆稻草，眼看就要入冬了，没有棉被冬夜难捱，于是他就拐弯抹角地与杨冬冬聊起了天：“大婶，你姓杨，我也姓杨，人家都称我杨主任，那我该称你‘姑母’才对了，我们是一家子人呢。”
“那如何敢当，我真要是有像你这样的‘侄子’，那是要好几辈子修的福哟。”杨冬冬喜滋滋地说。
关切地问：“大婶，我奇怪的是，我看到你怎么没有一床棉被？没棉被怎么过得了冬？”
疃冬回答说：“棉被有是有，去年我的儿子去参加赤卫队，我把家中唯一的一床棉被让他带走了。”
“噢，我知道了。”没有多说，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的房间就在特委所在地后楼右侧的小阁楼上。一会儿，抱着自己床上的那床旧军毯，又回到杨冬冬的宿舍，对她说：“给！这是我自己的军毯，挺保暖的，你留着用吧。”
“这……这……怎么行？”杨冬冬显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有些手足无措。
“怎么不行？你把你的独生子都可以送去参加革命，我把这床毛毯送给你不可以吗？很应该，表示一点我对你的心意吧。”
“这……”杨冬冬双手接过送来的军毯，眼里噙着泪花，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一床毛毯半世纪
在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条破旧毛毯，毛毯的四周用白布条“滚了边”，由于年代久远，毛毯边缘的白布条多处破损，毛毯的左下方还打了一块大大的补丁。
这条毛毯原先的主人是革命烈士徐绪奎，后来到了开国中将王必成的手里，它“跟”了王必成49年。毛毯破旧后，王必成家人多次偷偷将这条毛毯换下，但每次都被他“要”了回来。这鼎鼎大名的“王老虎”，为何对一条破毛毯如此“恋恋不舍”？
据王必成的夫人陈瑛女士晚年回忆，王必成和徐绪奎是延安抗大同学，且同是湖北人。后来，两人辗转从延安来到新四军。1940年7月中旬，王必成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徐绪奎任二纵九团团长。
1940年8月10日，徐绪奎指挥部队成功拔除了盘踞在长江北岸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的日伪据点，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条军用毛毯。9月6日，顽固派向黄桥地区进犯，新四军奉命进行还击。第二纵队第九团在徐绪奎的率领下英勇地从顽固派的碉堡空隙插入营溪镇，消灭顽固派保安一旅旅部。在组织部队消灭残敌的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徐绪奎的胸膛。
部队向海安、东台方向追击逃敌时，徐绪奎的警卫员金山把团长遗留下来的这条毛毯交给了王必成。王必成捧着战友的遗物，含着眼泪说：“永远不要忘记徐团长，你我都要为实现徐绪奎的遗志而奋斗，消灭敌人要紧。走，追赶敌人去！”
此后，王必成一直带着这条毛毯南征北战，全国解放后，他仍一直盖着这条毛毯，直到最后离世。陈瑛回忆说，解放后，每当老战友来登门看望时候，王必成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而且每每会提及徐绪奎，此时王必成总会感慨一番，有时还会拿起床上的这条毛毯，给老战友们看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毛毯渐渐褪色，上面的毛也脱落殆尽。见毛毯实在太破旧了，家人便趁王必成不在家时，换上崭新的毛毯。但是王必成回家发现后，总是执拗地要家人将旧毛毯重新换回来。小女儿结婚时，特地买了一床纯毛的新毯子送给父亲。王必成接过新毯子，认真地说：“新毯子我收下，你们的孝心我领受了。但是，原来的毛毯不能换，因为盖着它有意义。”就这样，这条毛毯王必成盖了49年。
陈瑛说，毛毯边缘的“滚边”，她换了两次。毯子上有3个破洞，都被她打上了补丁。丈夫曾说过，盖着这条旧毛毯就会想起牺牲的徐绪奎，就会想起当年和自己一起战斗而光荣牺牲了的同志：萧国生、郭猛、刘别生……他说他不能忘记牺牲的同志，不能忘记过去，要永远记住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他每每抚摸着这条破旧毛毯，就感觉好像当年抚摸战友的肩膀一样。
1989年春节，王必成病重了。得知情况后，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的同志专门赶到医院看望王必成。见到曾经战斗过地方的乡亲，王必成非常高兴。当看到老将军床上这条破旧的毛毯时，纪念馆的同志露出诧异的神情。见此情景，王必成便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毛毯背后的故事，在场人员无不感动。得知纪念馆正在搜集黄桥战役时期有关珍贵文物时，王必成当即嘱托夫人：“我走后，请你帮我把这条毛毯捐赠给黄桥战役纪念馆。”1989年3月，王必成病逝。遵循其遗愿，这条毛毯最终进了纪念馆。
60岁“闺女”“出嫁”了
2006年2月14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接待了老八路杨茂林，他向纪念馆赠送了一条跟了自己整整60年的苏联毛毯。这条毛毯长1.93米，宽1.36米，草绿与紫红相间，叶形图案。
1926年，杨茂林出生在河北阜平县花山村的一个贫农家里。抗战爆发后，刚满14岁的杨茂林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
杨茂林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每天苦练打枪，不论是行军走路，还是坐卧休息，都是手不离枪，训练射击，树上的麻雀在我的枪口下一枪一只！只要敌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定弹无虚发。参加宁城战役时，我一个人就打死100多个敌人！”1946年，在晋察冀边区和军区召开的群英会上，杨茂林被授予“神”称号，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给他颁了奖。他还得到了一份奖品――一床毛毯。
杨茂林说：“这条毛毯既是我的奖品，又是我的战利品！”
原来，杨茂林打死的100多个敌人里面有一名军官，当时这条毛毯就放在敌人的马背上，成了战利品。
从那时起，这条毛毯就没有与杨茂林分开过，随他一起参加了历次战役。有趣的是，杨茂林说他有3件宝贝，他把这3件宝贝比作自己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都先后离开了他：“老大”丢了――一把在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刀，在混乱中被弄丢了；“老二”跑了――一只作战时装红蓝铅笔用的皮囊，后来被老伴扔了；“老三”要“出嫁”了――这条60岁的毛毯，杨茂林要像嫁女儿那样，亲自给她找“婆家”，把她捐赠给“八路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