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授予周永开、张桂梅同志和追授于海俊等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下面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张桂梅事迹简介【3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张桂梅，女，满族，中共党员，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参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
参加工作以来，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用初心和信仰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坚韧执着、一辈子于己克俭的大爱情怀，无怨无悔、无私无我地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百名优秀母亲”“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兴滇人才奖”等40余项荣誉称号。
张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和儿童福利事业，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华坪儿童之家130多个孤儿的“妈妈”。她坚持用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养学生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学生铭记党恩、回报社会。她坚持每周开展1次理论学习、重温1次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她常年坚持家访，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学生1300多名，为学校留住了学生，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吃穿用非常简朴，对自己近乎“抠门”，却把工资、奖金捐出来，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她以坚韧执着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滕启刚已经离世157天，但他的手机一直开启着。
妻子李淑华每天都把丈夫的手机充满电带在身上。“他这个人视工作如生命，现在突然走了，肯定还有没办完的案子。”李淑华念叨着，“我就想，万一有人来电话，我得告诉人家，别再等启刚了。”
滕启刚的手机里存着一张全家人的照片，李淑华每天看了又看。儿子滕海宁在20__年仁川亚运会男子800米决赛中夺得亚军，身披国旗跑向看台，一家三口喜泣相拥。
6月4日一早，滕海宁看到来电显示，心里咯噔一下。母亲话没说完，他觉得天塌了。打车去南京机场的路上，哭成泪人的滕海宁把微信里父亲的语音听了一遍又一遍。“我能感受到他特别累。”滕海宁记得，一次早晨8点给父亲打电话，没接；12点再打，还没接；直到晚上7点父亲才接听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呀，爸爸今天开了一天庭。’听那声音，我知道他已疲惫到极致。”
这种极致疲惫，滕海宁感同身受。20__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参加800米和1500米比赛，预决赛7天5枪。“看到我最后一百米冲刺的玩命状态，父亲哭了。”回忆往事，滕海宁不禁落泪，“今年5月份，父亲来南京出差。我说您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咱不要这么累了吧。他说不行啊，工作哪能离得开！”
在滕海宁看来，父亲过去是“虎爸”，自己14岁离家去田径队，父亲说“男儿当自强”，现在终于领悟，800米最后的无氧冲刺和退休前钉在岗位上的坚守，岂不是心灵相通？！后来听母亲说，“慈父”每年过年因为想儿子会偷偷抹泪。这几年，父亲唯独对一件事着急。“他一直催我早日加入党组织，我去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就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滕海宁坚定地说。
“后来父亲到行政庭工作，我和他通话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开庭’。”滕海宁说，“法院的叔叔阿姨也总劝他，‘老滕啊，该歇歇啦’，而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干活累不死人！’”
滕海宁还记得，父亲生前常说“坚持和责任”。这两个词已成为滕海宁的人生信条，“坚持就是胜利，它让我不断向更高目标冲击；责任就是担当，男子中长跑项目是中国田径弱项，可我为国争光的信念从未动摇”。而对这两个词，千山法院审管办负责人黄茜也深有感触，她会向每个人推荐滕启刚撰写的心得体会《这就是我的忠诚》，因为自己“每读一次就被打动一次”。
滕启刚在文中写道，在刑庭从书记员干起，整理卷宗的习惯保持几十年不改；连续三个春节在千山法庭值班，万家灯火夜，顶烟烧锅炉；为庆祝入党，媳妇特意包了韭菜馅饺子，那是1995年11月的一天，那时候日子还没那么好，吃饺子是很幸福和奢侈的事儿；20__年当“戴帽业务副庭长”，偏要费力把不讨好的工作干好，让不信服的同事信服……5749字的长文里，没有轰轰烈烈大作为，都是片片小事理。但每位读过的人，都会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中读懂滕启刚的忠诚。
滕启刚病逝后，鞍山中院的黄绘如参与整理滕启刚生前留下的文字资料。“从滕叔电脑里拷贝，有案件分析，有学习体会，有工作总结，总共47万字。” 一段段文字让黄绘如无数次落泪，“他是用真情实意去写。”
这种真情实意，千山法院的赵恒起不止一次讲起。那年夏天，还是执业律师的赵恒起代理一件财产纠纷案，倒了两趟公交车才来到千山法庭。在等待立案过程中，他第一次见到了被村民团团围住的滕启刚。用赵恒起的话说，眨眼间，两三个案件调解成功，矛盾烟消云散，那些打官司的村民不见剑拔弩张，而是和谐相处，甚至有人发出爽朗的笑声，最后一拍大腿：“还得是咱们滕法官！”从不理解到惊讶再到感动，那一刻，赵恒起被滕启刚与村民打交道的方式深深震撼，进而迸发出坚定的职业信念，“我要成为滕叔那样的法官”。
千山法院的年轻人都管滕启刚叫“滕叔”。他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爬山比赛，男子第一是“滕叔”，女子第一是他的学生。千山法院院长金峰说：“老滕对年轻人的培养和爱护是发自内心的，他像盯自己孩子一样盯着这些年轻人。”
对此，同事傅兴的体会颇深。一次立案，傅兴没弄明白，滕庭长发了脾气，“你看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这么简单的案子你咋还不行，怎么能让我放心？” 傅兴深谙“滕叔”的良苦用心，跟着滕庭长，用心用情办案。滕启刚病逝后，傅兴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一个案子对我们来说是工作，对当事人来说就是人生”。
逝者已往，追思付诸笔端。
“跟他在一起，感觉都是正经事儿，他有使不完的劲，干不完的工作，操不完的心，用不完的激情……”
“他是个亲切的老头，迎面遇到时，我们都喜欢叫他‘滕叔’而不是‘滕庭长’……”
“我有些怕他，因为每次开审委会他总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我又很敬他……”
……
细细品读，字里行间不仅是对作为法官的滕启刚的怀念，更是对滕启刚人格的致敬。
金永伟最难忘那年的冬天，二十岁出头的滕启刚还是民办老师，每天留下班里调皮的孩子给他们补课，然后再挨个送回家。金永伟家最远，俩人聊的时间也最长。“以前哪想过理想，可滕老师总问，你长大想干啥呀？”金永伟回忆，当时正播放电视剧《便衣警察》，当他脱口而出“警察”的同时，理想的火花瞬间被点燃。“滕老师天天鼓励我，少年壮志，只要努力一定行！”说话间，48岁的金永伟身着警服，胸前党徽闪闪，泪水漫过眼窝，一如12岁时的自己，抬起泪眼望去，滕老师的眉毛头发呵气成霜。
采访中，滕启刚的亲人、同事、朋友、学生用深情的讲述，拼接起滕启刚的完整人生——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需要帮助的人无私慷慨，对同事、朋友掏出心窝，把当负和不当负的责任都担了起来。
“我们讲的都是亲身经历，无需拔高，滕叔在我们心里已无比高大。”千山法院一级法官吕晋锋也是滕启刚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滕庭长就是这样的人，他对党忠诚，那是党性修养；他一心为民，那是职业操守。但回到原点，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思念，因爱而生。关于父亲的所有报道，滕海宁都会在朋友圈认真转发，有时附上一句：“爸，挺想您的。”
“说实话，读到只会‘狗刨’的父亲下水救人，读到那么多案件当事人的感谢、同事学生的缅怀，我很震惊。”滕海宁说，对父亲的了解，在父亲离开后更深了一层。
“他离开后，我没有一天不想他。”李淑华悄悄拭去眼角的泪花，“现在要让我和启刚说几句话，我想告诉他，儿子说过、你的同事们也说过、还有很多人都说过，要成为你那样的人。”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