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精选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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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严嵩 篇1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其子严世藩代笔,严世藩极为擅长写青词),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卖国求荣,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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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袁州府志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经八个月的艰辛,到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严嵩任总纂,是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一日严嵩在家中设宴,并邀请夏言,但夏言辞不赴宴,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并深得世宗喜爱。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被提拔为礼部尚书。

反咬夏言

夏言自视甚高,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以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后来,严嵩握著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 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

父子倾权天下

夏言死后,严嵩独揽大权,而明世宗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无人能见世宗一面。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

外差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地位显赫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

傲慢态度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隆庆二年(1567),终年八十八岁。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史料根据

《明史严嵩传》

人物评价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 谓严嵩也。” 《明史·王世贞传》称严嵩“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清纪昀编撰《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时,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清张廷玉于《明史》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 著名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

轶事典故

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是严嵩所书。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数遍。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后世纪念

严嵩故居坐落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郊东南角,背倚袁岭,面临省道清萍公路。“介桥”一名,最早见于五代时期(907-960年间)毛文锡撰的《茶谱》“……袁州介桥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烹之有绿脚下……”介桥自然村均为与严嵩同族的严姓后裔。始祖严季津于北宋元佑年间即公元1086年,从福建邵武来到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市做官,而后定居袁岭北麓的“打铁坑”,即21世纪的大连坑自然村,至第四代严大华迁至介桥村西面的坑头,历代科甲蝉联,英贤辈出。明清两代袁州一府的进士(116个)分宜占了1/4(43个),而介桥村累计出了7个进士,占全县的1/6,其中严嵩一家有3人(高祖严孟衡、曾孙严云从)。据《严氏家谱》记载,在明朝科举考试大力扩招的永乐1415年至天启1621年的200年间,当时全村八代男丁总数511人中,154人获得秀才以上称号,获得一品官职或朝廷诰封的达8人之多,有“八世一品”的美称。石砌古巷、古水沟、古井、古方塘、介溪、明清祠堂群、明清古樟群等村中的文物古迹便是人文鼎兴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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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奸臣严嵩的简介 篇2

严嵩是明代的六大奸臣之一,在嘉靖年间专权长达二十年。严嵩一生通过讨好高官、皇帝来获取官位,通过铲除异己来增加权势,通过结党贪污来丰富钱财,最后因为道士的一句话而被削官抄家,落了个无处安葬抛尸荒野的下场。

一开始,严嵩只是一个翰林院的小官,而且一当当了十来年。之后,严嵩通过巴结讨好同乡的顶头上司夏言,在他的举荐下才平步青云,之后还被调入了京城任职,见了皇帝做了高官,甚至进入了内阁。不过等到严嵩官居高位,他就开始忘恩负义,各种诬陷谋害夏言,怂恿世宗将他罢官,最后踩着他的尸体更上一层,当上了内阁首辅。

除了巴结夏言,严嵩更会讨好的其实是皇帝。世宗沉迷道教,喜好炼丹等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严嵩就投其所好,不遗余力地为皇帝建造斋醮修炼用的宫殿,花费大量精力来撰写皇帝喜欢的青词,因此他也被称为“青词宰相”。就是因为他懂得朕心善于讨好,所以才能在敏感善猜忌的嘉靖皇帝身边保持恩宠如此之久。

严嵩自己权倾朝野,他的儿子和党羽也是为虎作伥,横行霸道。他们不断结党营私,通过贪污、卖官等各种方式敛财,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夸下海口说,朝廷还没他有钱。

最后,把持朝政二十年的严嵩却突然失去圣宠,又是罢官又抄家,而原因只是一个道士给皇帝做的一次扶乩,说的一句话而已。

明朝奸臣严嵩的青词 篇3

严嵩除了是一代权臣外,也是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一生著述繁多,文集、诗选、稿件、奏章等加起来有几十种,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词作品就有1300多首。而他的诗歌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青词,他更是被称为“青词宰相”。

青词,是道士们举行斋醮仪式时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箓,因为要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所以又称作绿章。后来文人写青词的多了,青词也就慢慢成了一种文体,不再是只是道士的专利。青词的主要特点就是形式工仗、辞藻华丽,所以一般以四字、六字相间的骈文。

青词在唐朝时就已经很兴盛,明朝刚开始朱元璋曾经下过禁令,但是没有维持多久,尤其是到了嘉靖年间。嘉靖皇帝虔信道教,所以十分喜欢青词,任何写青词写得好的文人都可以得到他的重用。青词也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文体。据说,在所有青词里面,嘉靖最喜欢的是袁炜的那首对联“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原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严嵩刻苦学习青词就是为拍皇帝的马屁,而他也因为擅长也青词而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和重用。但是据说,严嵩那些出彩的得到皇帝赞赏的青词其实都不是他本人所写,而是出自他的儿子严世蕃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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