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壮举。半个世纪以前，战斗在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部队。当年红军为什么长征你知道吗？红军长征的原因有哪些？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优秀8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1、打下长汀才有的第一套军服
早期的红军根本没有全军统一的制式军服，南昌起义的部队还是穿着国民党军的军服，只是在脖子系根红领巾作为区别。而秋收起义部队中的农军以及后来参军的工人农民，大都还是穿着自己的服装。
1929年3月，红四军攻占长汀。当时长汀是闽西重要的经贸中心，客商云集，物资丰富，特别是还有众多的手工作坊，这些都是红军能够定制统一制式军服所必需的经济条件。
红四军前委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指战员们的军装各式各样，而且已经相当破旧，无论是作战还是管理，都迫切需要统一军服。
因此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为全军将士制作4000套军装。
虽说这套军服还是比较简陋，但对于红军来说，朱德的话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已经真是其好无比了。”这是红军第一套正规的制式军服，而且第一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实现了军服的统一。
2、最著名的就是八角帽
红军军服给人印象最深的就要属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了，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拍下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后，更是名闻遐迩。
长征途中，红军的军服供应难以保障，很多战士只能靠打土豪得到服装，所以身上穿的是五花八门。但是一顶八角帽却无论如何都是要戴的，因为只有戴上八角帽才算是红军。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部换装国民革命军军服，为了换下八角帽，刘伯承还专门召集部队讲话，安抚部队情绪，不少红军战士都把换下的八角帽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3、绑腿成为必不可少的行军装具
绑腿，主要是小腿上的布条。由于小腿行走时摆动最大，长距离行军，一天下来血液都下积到腿部，双腿就会酸痛不已，打上绑腿就能有效减轻腿部酸痛。绑腿之所以能减轻腿部酸痛和疲劳，从医学上讲就是通过外力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
山区多尖利岩石、多荆棘茅草、多虫蛇叮咬，绑腿还有保护腿部的作用。所以绑腿也就成了经常需要长途行军的红军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具。
4、草鞋是重要法宝之一
当时红军几乎没有皮鞋和胶鞋，而在南方多山地多河流地带，还要长距离行军，布鞋穿不了几天就会坏掉，这样也就只有草鞋了。当年长征路上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就曾专门刊登过题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
当年的红军草鞋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物品，而是与红军战士的生命以及红军的战斗胜利休戚相关的重要装具。到今天，红军的草鞋已经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符号，成为当年千万红军战士艰苦跋涉、浴血奋战的象征。
5、御寒衣物严重紧缺
红军过草地时的御寒衣物。
过雪山前红军本来计划给每个人准备一点酒御寒，但当地人烟稀少根本没有这么多酒，最后只好每人分一碗辣椒汤。
御寒衣物也严重不足，很多人都没有棉衣，还是穿着单衣过雪山。就连毛泽东也只有棉裤而没有棉袄，幸亏警卫员带了块油布，可以勉强遮挡风雪和冰雹。
红4团政委杨成武也没有棉衣，他是把分到的一条丝绵被子裹在身上来抵御雪山上的寒冷。棉鞋更是奢望了，绝大多数红军还都是穿着草鞋，最多再用块布片包一下。就算有布鞋的，在雪山上一走很快就被打湿了，又冷又湿更加难受。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10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亡中的开始，“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红军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线。在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即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
长征时的险恶环境，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缺医少药，断粮欠饷， 皑皑雪山，无边草地，大渡河横，泸定索桥， 湘江乌江，赤水沙江。
遭遇的战役：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包座战役，激战腊子口，直罗镇之战，东征战役，西征战役。
1、过雪山，饥寒交迫
长征是红军的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巧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飞夺卢定桥。
在饥饿、受伤、中弹。
甚至是死亡的种种困难折磨下，红军战士决不低头，决不屈服，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被俘也绝不妥协
长征中有一位红军战士不幸被俘，反动派要杀他，他提出你们可以用刺刀把我杀死，把子弹省下来打日本侵略者。
另一位红军战士在岩石上刻写“赤化全川”，赤化意味革命化、全川指整个四川，川字还没有刻完，因饥饿和过度劳累牺牲在岩石上，临终时手里还握着铁锤。
3、翻越高海拔金山
长征途中翻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这座山海拔四千多米，上下要走七十里路，高山严寒缺氧，红军战士都穿单衣，不少人冻坏了脚。
在强烈阳光下得了雪盲，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
有些人不慎滑下悬崖而牺牲。
除夹金山外，红军还翻过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4、每天都是在恶劣的天气和环境中
草地停一分钟都有被沼泽吞没的危险，气候变化无常，寒冷、饥饿、疾病、缺盐使红军战士四肢无力，粮食吃光只好吃野草，草地上水有毒，草也有毒，不少人中毒而死。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彭德怀下令把自已坐骑在内的六匹牲口杀了，给红军战士充饥，自已却不忍心吃。
晚间宿营以地当床，以天当被，战士们背靠背坐在湿地上，清晨醒来总有一批同志牺牲。
5、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保证红军胜利渡过天险大渡河
1935年5月27日，王开湘、杨成武领导的红四团接到命令，三天到达320里外的泸定桥。
第一天一路战斗爬山走了80里。
军委又传来命令提前一天夺下泸定桥，这意味着一天要走240里路，他们消灭了猛虎岗上的守敌，冒大雨黑暗中爬了一夜山路，29日晨6时赶到泸定桥南岸桥头。
第一次会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
1934年9月20日，中革军委指示红6军团“由现地域经青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今万山）、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10月4日，中革军委再次电告红6军团“二军团已占印江”，应“迅向江口前进”，向红2军团靠拢。
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6军团向江口前进。10月上旬，红6军团在甘溪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第17师第49团、第51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经过9天9夜的艰苦转战，冲破重围，15日，首先到达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3军（红2军团）一部会合。李达向贺龙等红3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6军团的情况与危险处境后，贺龙等领导对红6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于10月16日亲率红3军主力和李达所部兼程南下，迎接红6军团。
10月23日，红6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3军主力及李达所率红6军团一部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10月25日，红3军、6军团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以目前敌情及红3军、6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
10月26日，两支红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3军和红6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会后，红3军奉中革军委电令，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电告红2、6军团：中央决定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在军队方面，2、6军团均改编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2、6军团的名义，红2军团军团长由贺龙担任，政委由贺龙兼，红6军团军团长为萧克，政委为王震；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随后，红2、6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作战，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开辟新的苏区。
第二次会师：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在江西重溪会师
1934年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以红7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7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发，到福建闽江地域，第二步到浙江省兰溪地域，第三步在浙江、皖南创建根据地。
在福建连城地区活动的红7军团于7月初调回瑞金，进行短期整训，并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在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红7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等省出动。中共中央还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共160万份，供红7军团北上沿途宣传和散发。
7月6曰晚，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经过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地区。
抗日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浙、皖、赣4省几十个县，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等地，行程3200多里，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
10月15日、21日，中革军委两次电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在江西葛源以北重溪同红10军会合。闽浙赣苏区是__等同志领导创建的老苏区。抗日先遣队到达后，受到苏区群众的热情欢迎，__亲自到驻地看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战员，并组织筹集物资慰问抗日先遣队。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亲切慰问下，抗日先遣队指战员近4个月的艰辛劳顿，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10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红10军团辖第19师（北上抗日先遣队改编）和20师（原红10军改编）、21师（由地方武装组成），寻淮洲和聂洪钧分别担任第19师师长、政委，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第20师师长、政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__兼任赣东北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10军团参谋长）。
红10军团编成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第19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20师、第21师，留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斗争。
第三次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一一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10日1时，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红1军团2师继续前进，赶于l2日攻占懋功。11日，《红星》报第20期发表《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在最短期间内便能与红四方面军握手见面了，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合，将使我们的战斗力量更加增强，更有保证地在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协同一致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这一伟大任务的迅速实现。”
6月12日12时，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25师第74团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发表了《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一文和社论《伟大的会合》。社论说：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这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说：“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
6月18日，中共中央由达维出发，抵达懋功。懋功有藏、回、汉三个民族居住，东南有夹金山，南有蛇皮梁子，东北有牛头巴朗山、红桥山，北有梦笔山，均属岷山山脉。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同时，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
第四次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永坪的会师
1935年9月初。红25军进入陕甘根据地。7日，到达保安县的豹子川。由于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县四坡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9日，红25军到达陕西永宁山，同中共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26、红27军到达永坪镇，3个军胜利会师。
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25军同陕甘红军第26、第27军合编为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红26军改编为第78师，红27军改编为第81师。
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4周年。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红15军团发展到7000余人。不久，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消灭敌人110师，使陕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第五次会师：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会师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的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此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落脚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抵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1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之敌骑兵2000余人击溃。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重要区域。会后，派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10月底，党中央派人给红15军团送去了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表达了对红25、26军的热情慰问、鼓励和对胜利会师的祝贺。《告指战员书》指出：“我们久已听到了红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红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我们的会合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红15军团指战员听了《告指战员书》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军团长徐海东高兴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上一仗，作为见面礼！”
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先头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在富县以北地区召开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大会。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人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1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15军团驻地开进。毛泽东、彭德怀在红15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给予了亲切的勉励。为了加强对红15军团的各级领导，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15军团工作，受到红15军团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
11月21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109师发起进攻。24日攻占直罗镇。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六次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红6军团翻越雪山之后，于1936年6月3日到达理化以南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32军会师。
为了迎接红2、6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2、6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
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经过道孚、炉霍到达甘孜。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2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岔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先头部队会师。7月1日，红2、6军团齐集甘孜。
7月2日，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在会上讲了话，给全体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7月5日，红2、6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2、第6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32军编人红二方面军建制。
第七次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73师胜利会合。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10师，与红一方面军的第1师在甘肃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胜利会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城。
10月10日，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四方面军于10日黄昏在会宁文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互致祝贺。接着，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把久已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等赠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从而把庆祝大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干扰，红一、四方面军1935年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分离后，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又在黄土高原的会宁城胜利会合。两军战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上的背包，含着热泪，悲喜交集地互相拥抱，互致问候。掌声、笑声、欢呼声，像一阵阵春雷，响彻会宁城上空。在这欢乐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满怀激情地描述了大会师的盛况，表达了他们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激动心情。
第八次会师：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一、四方面军已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以求早日分享大会师的欢乐。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左权、聂荣臻在这里亲切会面。红一方面军把3万块大洋、20多头牛、2000多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数万张羊皮、500多匹布、2万斤羊毛和3架缝纫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两军在将台堡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欢庆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我们正用大力在三个方面军中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保证整个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担负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历史事件之一：湘江之战
这是红军长征路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下第四道封锁线，总数25个师超过3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桂北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绝杀之阵，等待着一个多月中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界首防线，拉开了湘江血战的序幕。
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然而，掩护主力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18团被敌人阻断，官兵大部分阵亡……是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历史事件之二：遵义会议
湘江血战后，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努力下，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原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的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4年来，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历史事件之三：四渡赤水
3万∶40万。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赤水流域的兵力对比，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重重困难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红军回师向东，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将要北渡长江的错觉，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
在100多天的四渡赤水作战中，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1960年，当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他自己的得意之笔。
历史事件之四：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6日，中央红军直逼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而正当云南孙渡纵队急忙入黔救驾时，红军却反向穿插，乘虚进军云南。
昆明告急，蒋介石从金沙江防线回撤3个团。滇西北金沙江沿线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4月29日，红军虚晃一枪绕过昆明，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
5月3日，红军夺取皎平渡，靠着找到的7条小木船和当地36名各族船工顺利渡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历史事件之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至29日，中央红军两次上演长征路上最为精彩的经典之战：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
5月24日夜，红军先头部队1团突然出现在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并夺取1条木船。翌日9时，营长孙继先率领17勇士奇迹般强渡成功。
然而，水急船少，红军无法迅速渡过。
安顺场北320里外的泸定桥成了唯一通道。
红2师4团于5月29日6时赶到泸定桥。
此刻，泸定桥上只剩下13根铁索。16时整，由连长廖大珠等22人组成的突击队，踩着摇晃的索链向对岸冲去，一个队员倒下了，后面的仍奋勇向前……至19时，红4团击溃川军，一举占领泸定城。
历史事件之六：突破腊子口
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跨越的最后天险，周围群山耸立，峡道宽仅8米。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出，只有一座1米多宽的木桥可通行。山后，敌人3个团纵深部署，企图堵死红军北上之路。
1935年9月16日下午，红军先锋红4团向天险发起冲锋。由于峡口太窄，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十几次冲锋都告失败。
关键时刻，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毛遂自荐，第一个攀上绝壁，把突击队员悄悄带到敌人背后……
拂晓，红色的战旗插上腊子口，北上通道打开了。
历史事件之七：直罗镇大捷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蒋介石企图以3倍于红军的兵力，将中央红军、陕北红军以及先期到达的红25军一起消灭。
如何站稳脚跟？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决定在陕北富县县城西北方向45公里的直罗镇布下口袋阵。
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东北军先头部队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进入直罗镇。同时，第106师、111师也进入了直罗镇西北地区。
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1军团自北、西北、东北方向，红15军团自南、西南、东南方向，同时发起攻击。至24日上午，红军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击毙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历史事件之八：血战独树镇
1934年11月26日，孤军远征10天后，不足3000人的红25军在河南方城独树镇突然遭到国民党步兵和骑兵4000多人的猛烈攻击。
当时风雨交加，能见度极低，衣服单薄、手脚冻僵的红军战士立时陷入被动。大多数战士的枪都没能打响―――寒冷的天气，早已把枪栓冻结。
危急时刻，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手持大刀带头冲入敌阵……直至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跑步赶到，才击退强敌突出重围。
历史事件之九：激战嘉陵江
1935年初，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作战，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
3月28日晚，担任渡江主攻部队的30军在四川苍溪县塔山湾主渡口强渡，撕开了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与此同时，31军、9军也分别在鸳溪口和阆中以北渡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历时24天的渡江作战，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达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各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歼敌1万余人。
历史事件之十：转战乌蒙山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近1.7万人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1936年2月下旬，红2、6军团向安顺地区转移，因敌人已在前方布下重兵，遂改向乌蒙山北麓前进。
3月2日至29日，红2、6军团在威宁、镇雄、昭通、彝良一带的乌蒙山区进行了千里大迂回，与10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回旋战，并在以则河、得章坝等战斗中，给围追堵截之敌以沉重打击。
之后，红2、6军团迅速移师云南，于4月下旬顺利渡过金沙江北上。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了共11个省。
各路红军长征总里程约为二万五千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19日至1936年10月22日，历时11个月零3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省，行程一万六千里。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8个月，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行程八千余里。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近万余里。
第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很强大；二是我们党自己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红军面对敌人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浴血奋战、奋勇抵抗，但是蒋介石最终凭借其强大的实力，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时期在我们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根据地越打地盘越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对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二，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基本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于1934年6月25日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有调动敌人的企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所以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第三，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的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其它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它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张国焘确实怕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的那么惨重，这也是他后来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红六、红二军团长征，也是因为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经十分困难，可以说各地红军相继长征，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第四，抗日救亡这个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应该长征决策、长征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须臾制造的“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做实中华民族的沦亡，在长征前和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既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抗日救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长征必然发生重大作用的潜在因素。一场巨大的失败酝酿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征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逐步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从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
�红军开展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9月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全国发出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号召，并表示愿意同其他武装部队“共同对日作战”。但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同时却调动大批军队，继续对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继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转移，以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的直接目的，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最终目标，是北上进到抗日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