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华北事变的发生有着怎样的意义？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华北事变意义是什么2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第一，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第五，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张北事件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
冀东事变
10月，日军在河北省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收买汉奸举行暴动，占领香河县，成立汉奸政权。11月，又策划了“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华北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