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参考作文（精选33篇）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我曾经以为《万历十五年》会是一幅宏篇巨构的历史，就算不满眼艰涩的文字，也该是难逃作者的主观臆断落了下乘（这也是我不喜欢读历史评论的原因，作者有所偏好，不够客观）。但显然，是我胡乱猜测了。
这本书初读显得琐碎，你甚至不觉得它多有文采，就平淡无奇的讲一个故事，甚至有点无聊。
但到了后面，你开始被它吸引，于平淡中跟着作者不慌不忙的一路过去，竟有点欲罢不能。
看书喜欢窥探作者的三观，企图找出作者的狭隘和洋洋自得。然而这次只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悲悯、清醒的目光以及高远的视野。这丝毫不夸张的文字，突然让我怀疑：是作者没有斐然的文采，还是不屑炫技，只想安安静静地讲好一个故事？
再说故事。
我们总宣扬人定胜天，认为这样才算英雄，作者却让我们看到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历史大车轮下，很多人物被裹挟着前进，根本无力反抗。真要反抗未必会失败，只是难如登天！自动开启hard模式，何苦？
历史人物也是人，不是历史课本里的寥寥数语，万历皇帝，海瑞，戚继光，张居正，他们未必没有争过，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么不堪，但最终也未能扭转历史的潮流。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黄仁宇一生经历了太多，对历史有一种天生的悲悯和冷静，者注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很多人写史读史，却最终陷入偏见，客观是最基本却最难做到的。黄的高度，黄的经历，足以让很多人说一声佩服，让很多人汗颜。
至于人物各自的故事，突然没有了兴致，罢罢罢，不讲了。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先生认为; 国家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然而本人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趣，终日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能够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能够跟着黄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能够并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生过无数大事件的国家来说，这一年真的太平静了。然而作者却凭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带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鸟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败的背影，进而分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一生。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敏，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代，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代，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终日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枷锁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冷淡，对人生日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服的时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距离首辅张居正过世已经五年了。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围绕他的风波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老师，他绝对信任首辅!然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操纵和诽谤下，现实告诉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敬的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现在为“万人唾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叹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开创“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可以凭借其一时的权势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权势和信任的时候，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他所不能够左右的，即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无可奈何，因此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代，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老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提拔，却能够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睹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势力之大。即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办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当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借其过人的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至后人在归结其功绩的时候尽无事可记。要知道尽管是“被人唾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承认的功绩啊!然而正是这种无功绩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绩，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能够做的事情--调和矛盾!然而，生于那个时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辞世，孤独将领戚继光的离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扬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看待历史的眼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代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体现着认识的智慧。
大历史观，需要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历史，正视现实，开创未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了……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贪腐，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限制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真相，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体制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采用了一种叙述历史的新方式。我们接触的历史作品，严肃的居多，学术研究的居多，很多历史书藉阅读时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功底，大部分读起来有枯躁的感觉。而黄仁宇的这本书，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
从书中我们看到，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望远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
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腐败。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起义，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腐败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腐败乃是根本原因，因为腐败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官员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弹劾，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官员，才能遏制进一步的弹劾。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弹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中共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政府为县制，而知县(县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平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较前面的 CEO 跟后面的 CEO 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 从中国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 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
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
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百范文网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中秋放假三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三天将我七月份就买到手的《万历十五年》看完了，打了三天的篮球，两天打的非常精彩，这个假期还是过的很开心和满足。
读后《万历十五年后》，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活生生地塞到了我的脑子中，其中事非功过，真是很耐心回味，不管是大到今日之中国，还是小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答案、许多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后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何在?
中国自三皇五帝开始，经历几百上升年，万历及期先辈，必然对于历史兴衰之道，对于管理一部国家机器有自己的做法，可是，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当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没落，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似乎一步步走向衰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或有的只是苟延残息，在这个进程中，能人志仕，当然包括万历也想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可是就是无法施展，甚至是一国之君，似乎一国之君就是被文官阶层所绑架。我在想，大明的覆灭之路，那些文官阶层不知道吗?大明倒台，对他们有益吗?其实是无益的，这一点，可以从文官同意戚继光与日本浪人在沿海开战，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日本浪人在大明的沿海已成为心腹之患，如若不除，也会威胁到文官阶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些文官不知是不是像血吸虫一样?如果外界环境不至于伤害到他们继续谋取既得利益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理会，但一部国家机器凭借惯性向没落方向行进时，这些文官还以为天下太平!可悲!他们不知道同时代的，欧洲发展如何了?坚船厉炮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帝国的没落给大清的衰落、近代中华所受的欺辱埋下了多少种子!一个人犯错，可能影响他一个，一个国君，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如果出错，其再纠正是需要付出大么大的代价啊!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经历多少灾难，最终屹立不倒!为何我们近现代却输给了西方?甚至我们身边的弹丸之土?这不光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国家的统治阶级自不必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由于文官阶层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层与社会的脱节，再就是中国人一直沿用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思维习惯。由于我看的书还不够，思考的深度也不足，因此我姑且记住，我会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去研究，去思考。
二、孔孟之道，仁义之学到底应坚持还是摒弃?
黄先生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法制，这似乎是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的方法，孔孟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百姓如想步入仕途，必读《四书》、朱熹四书译注等相关书籍，可以说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石和共识，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这些思想又真正可以带来多少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辩证看待，有选择的吸取，才是适应当下世界环境的上策。
三、人具有阴阳两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即一方面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大喊仁义之道，这是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虽然老子倡导无为，孔孟让人们行仁义之道，佛教告诉我们无我，一切皆因缘，想必那些文官阶层不比我少理解这些知识和道理，可是他们中许多却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挑起内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其中真包含有易经的许多层深意，物极必反，“文极必开动乱之机”，如若人，特别是统治管理者，不进行自我省，自我救赎，或只有一小部分在这样做时，这群人是可悲、可怜又应该打入地狱的!因为他们的呆板僵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四、张居正其人
在书中，黄先生似乎一直抱有一种同情、支持、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张居正，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明末，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力的人物，党派之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实事也将不能实施，明朝的覆灭也将更快!也许历史会批评张的专权，可是如果不专权，如何能办成事?位极人臣!死后却被清算，实在有些凄凉。从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厉害和残酷，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当一个人什么不好，连你死了，也要挖出来清算，真是凶狠毒辣!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张不是不知道的，他在生前说过“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语出《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如果你说张居正贪恋权贵，无强国之治，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我本人很佩服，佩服其才能，其志向!其气度!
五、申时行其人
一个忍耐待机会到时，抓住机会的典型代表，一个一生追求“真诚”的官员，他也许从张居正的一生看到了暴风骤雨似的改革由于文官阶层的阻挠而不能实现，更看到了其悲惨的结局，在理想和实现之间，他选择了一种平衡之策，虽然得善终，但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我更佩服张居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因为此时的帝国，其实是需要猛药的，如若不然，只是苟延残喘，最终终归覆灭。
六、海瑞其人
每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看海瑞其人，也许海瑞圆润一些，可以让自己过的更舒服，对社稷、对百姓的贡献也越大，但是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践人!最终草草了却一生，但其代表中国文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感动和鼓舞千秋的，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历史人物，我想还有屈原。
七、戚继光其人
不论如何，其将帅之才足以使其彪炳千秋。成功清剿南方沿海日本倭寇，并威退北方蛮夷，其实戚继光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方案，但他能洞悉当朝允许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这个范围能做到最好，这一点，非常厉害!人常常是不知何可为?何不可为?能洞悉当时的社会本质，也说明戚非等闲之辈了!有机会，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看能否从中学会一些。很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继续发展武力!不然如何可以轻易为清所取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契机!真的像缘份一样，稍纵即逝!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几百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才发出一声叹息啊!一个国家，如果让真正有远见的的人来统治，政令通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八、李贽其人
给我感觉是，此人很混乱，我未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难怪称他为“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章中，我最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其妻子对于他一生追求的支持，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两上因饿、营养不良而死去，这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大的一种伤痛，这让我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但对于干预政治的女人，却特别讨厌，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皆因皇帝未处理好与女人的关系而导致动乱)，另一个是李穷困潦倒时，总有人，特别是一些社会上层的文官一直支持他，给他吃给他穿，李无后台，有的我想可能是像芝兰一样的品格和思想!才会吸引如此多人一直支持他，帮助他!给予他这么多及时和超越政界与阶层的关爱!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度啊!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习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