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调研报告（精选5篇）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包含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两大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民事法律援助中，而忽视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理应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及立法规定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最初仅仅是一种律师个人道义行为和某些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直到20世纪中叶，法律援助才逐步由个人慈善行为转化为国家的责任，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律援助制度化。
我国的法律援助则开始于1994年，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同志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开始在全国进行了试点。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也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法律援助”的概念，并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而我国整个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则是始于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该部法律专设一章，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框架。可见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刑事法律援助做了详细的规定，20xx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实施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在受案人群中增加了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受案范围中增加了为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从原先的仅在刑事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扩展到在侦察、起诉、审判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真正担当起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责任。
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又进一步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条件进行了补充规定，增加了自诉案件的刑事法律援助。
可以说，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已经非常的详尽了，几乎涵盖了整个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主要包含了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盲、聋、哑、限制行为能力人刑事辩护，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和经济困难人员的刑事辩护三大部分。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所存在的问题
据不完全的统计，20xx年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达到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xx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一直没有大的增长，仅占到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20%左右。以我市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的统计为例，20xx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到了20xx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增长了近三倍，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却减少了50%，于整个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趋势极为不符。且近五年来，我市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仅包含未成年人辩护和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两大指定辩护，未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误解。
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很少主动接受受援人的申请，都是被动的接受法院的指定，认为刑事法律援助仅是法院指定的案件，刑事法律援助是法院的职责，法院不指定，法律援助机构便不应当主动的介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律援助机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处于辅助地位，而不应当是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部分的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在我国体现我国司法公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同样需要法律援助给予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辩护的风险大于民事代理，刑事法律援助本身是无偿的，其风险相对于普通的刑事辩护更加大一些，导致了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畏难思想，不希望或者不愿意承担刑事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机构不注重宣传，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在大众中的知晓度相对较低。
从近几年的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日常宣传中，均注重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很少或不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方式，直接导致大众普遍认为，法律援助只是民事纠纷提供援助，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提供法律援助，从而使得应当得到刑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公安部门、检察部门也因为不了解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条件，而拒绝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交法律援助申请。最近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阶段也做了扩大规定，我国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仍没有抓着这一宣传的大好机会，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专题宣传，错失了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影响力的有利时机。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都是到了法院审判阶段才介入，在侦查、起诉阶段基本上不介入。导致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缺乏了可实际操作的规范性文件，现阶段的法律法规中涉及此项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四）法律援助机构不能够充分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责，严重影响了辩护律师的辩护积极性。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有时候将对被告人的判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本身较低，调查取证的费用又相对较高，辩护律师要调查取证，就要自己承担有关费用，严重影响了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于律师行使辩护的行为进行了诸多的限制，导致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阻碍较多，没办法充分行使其辩护职责，刑事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导致了大部分的援助律师更不会积极地行使辩护职责，从而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使刑事法律援助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刑事法律援助不再信任，进一步制约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措施
（一）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平等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口号，更是社会实践的内容。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要求，公民在司法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为经济困难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要求。在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律师参与的审判，至少在程序上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能够有效的律师帮助，己经成为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任何种类的，都不仅仅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进行，所有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提供法律援助不仅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也有利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对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扩大对刑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宣传，提高其在公众中的知晓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申请手续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人们往往更注重或者倾向于民事法律援助部分，忽略了刑事法律援助部分，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重视自己担负的责任，借助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契机，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审批条件广泛的宣传出去，尤其是应当将新《刑事诉讼法》中专门针对法律援助新增加的章节进行专门的宣传，可以就扩大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专题宣传，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知晓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刑事法律援助，同时还应当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审判部门等部门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并在这些存放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材料，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诉讼权利时，能够将其拥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告知他们，以便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得到充分保障。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首先，制定约束力较高的规范性文件，尽快出台行政法规效力以上的法律法规，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其次，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施行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将这种实施方案落实到实处。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建立有效辩护机制，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能够充分行驶辩护人辩护职责。
只有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就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加大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为刑事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提供财政保障，鼓励援助律师积极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与侦查部门、检察部门、审批部门进行沟通，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辩护职责，提供不同于有偿辩护案件的便利条件，以体现刑事法律援助案的公益性。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权利，在辩护律师受到阻挠时，能够充分发挥机构作用，积极协调同各部门的关系，消除援助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障碍。
（五）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
虽然刑事法律援助是无偿的，但是因为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关乎了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律援助律师认真、负责的行使辩护人的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会见旁听制度，用以监督辩护律师能够在会见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情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情不被遗漏。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庭审旁听制度，确保援助律师能够认真参与庭审，充分行使辩护人的辩护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案件回访制度，从而了解法律援助律师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还应当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认真行使辩护责任的援助律师给予适当奖励，对于在辩护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辩护律师，给予惩罚措施，以做到赏罚分明，既激励了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又可以对于侵害受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给予惩罚。
诚然，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没有保障，发生拖欠，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被寄回家乡的工资，具有外溢效应，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一旦被割断，将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着眼于此，本文将调研目标定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一个群体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上是否有这种机构援助他们？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并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民工欠薪个案调研
（一）案件介绍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揽了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四处工地的网架工程。随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并约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这些农民工在工地如约付出劳动后，却分文未得。农民工们多次找到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应得的工钱，但对方却拒绝支付，致使23名农民工生活无着，甚至露宿街头。
10月25日，沈阳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维权车在街上宣传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康文泉等人。总工会经协调未果，就将23人介绍到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3名律师及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孙辉、刘越岭、李静、张连华四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结果
苦干了5个多月，23名农民工的工钱却迟迟得不到兑现。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些农民兄弟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肖某给付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工资计4万余元，被告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终于有了着落，23名农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了。
二、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的分析
1、了解法律援助手段
农民工是一个知识含量较低的群体，他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方式很单一，他们没有机会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在闲暇时间，互联网就更不用提了，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根据调查显示，他们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报刊杂志，最少的是互联网，其余三项所占比重适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沉思，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个弱势群体了解到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据调查可见应该在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同时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活动，真正做到“服务于群众”。
2、法律援助的知晓度
在调查的人中我们统计到有69.4%的人听说过法律援助，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对法律援助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100位调查对象中，仅有6位（5.4%）正确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内容。
三、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结合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为此，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突出强调重点。
由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在维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而是维权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相关部门有重点地加大关于维权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够证明与雇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结算单等有效证据，同时要求在书面证据上记载“劳动量”、“应付工资”等必要内容。其次，要向农民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向农民工解释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和诉讼风险。使得农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赢官司。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农民工突出的困难。
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援助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帮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难后，再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三）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障碍。
一、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意义
为了健全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畅通法律援助渠道，方便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帮助，我市各县区均在乡镇一级，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以开展非诉讼业务法律援助服务为主，接受基层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使农村地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化解农村的各类矛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xx市工作站的主要情况
xx市已建立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118个，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20xx年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共200宗，其中民事法律援助诉讼案件18宗，非诉讼调解案件182宗。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是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业务上接受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指导和监督。
（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主要职责
1、接待来访群众，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和提供法律意见。
2、接受群众法律援助申请，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xx省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初步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审查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人的身份状况；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人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是否真实；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对于初步审查符合条件的并且材料齐全的及时报送县级法律援助处审批。
3、受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的委托，在县级法律援助处授权的范围门内负责对非诉讼及案情简单的民事诉讼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审批，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4、经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的决定，负责安排本站工作人员或者指派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安排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5、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本辖区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6、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监督管理本辖区法律援助工作；
7、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8、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村（居）委会（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工作；
9、负责收集并上报本辖区法律援助信息资料；
10、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统计工作；
11、负责协助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案卷归档管理。
（二）工作站对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批权限
经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授权，工作站对非诉讼调解案及简单的民事案件有审批权：
1、各法援工作站必须统一使用由县级法援处下发的民事案件受理、审批相关表格、公函。
2、法援工作站应严格审查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及案件基本情况。
3、法援工作站自行受理初审案件后必须报县级法援处审批，领取案号。
涉农的共有两个街道，为清流街道和扬子街道，属城村兼有的模式。清流街道辖区内共有15个社区、3个村，扬子街道辖区12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居委会，其中农业人口占了很大比例，农民的年人均收入约为4260元，较城镇居民收入偏低。而农业家庭中的贫困户约占3%，农民的家庭收入单一、来源少，支出多为农业生产投资、子女教育和疾病医疗等。
近年来，随着城市南移，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伴随而来出现了诸如安置费分配、农村宅基地划分、拆迁安置等方面的新问题，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也随之增多。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原因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拿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费给付案件、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给付案件等，另外，当前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街道上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有三名专业法律工作人员，学历均为大专以上。各村有一至二名联络员，由于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以及法援案件受理的条件、程序，农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农民出现法律纠纷，多数愿意通过调解解决。
一、现在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中心多设在城市里，针对基层农村宣传较少，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就会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
二、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提的几点建议。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自然的关注着法制的发展和建设，“农民工”是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同时是值得关注和关心的群体。10月24日温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欠”大潮。
诚然，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没有保障，发生拖欠，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被寄回家乡的工资，具有外溢效应，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一旦被割断，将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着眼于此，本文将调研目标定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一个群体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上是否有这种机构援助他们？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并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民工欠薪个案调研
（一）案件介绍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揽了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四处工地的网架工程。随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并约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这些农民工在工地如约付出劳动后，却分文未得。农民工们多次找到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应得的工钱，但对方却拒绝支付，致使23名农民工生活无着，甚至露宿街头。
10月25日，沈阳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维权车在街上宣传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康文泉等人。总工会经协调未果，就将23人介绍到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3名律师及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孙辉、刘越岭、李静、张连华四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结果
苦干了5个多月，23名农民工的工钱却迟迟得不到兑现。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些农民兄弟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肖某给付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工资计4万余元，被告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终于有了着落，23名农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了。
二、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的分析
1、了解法律援助手段
农民工是一个知识含量较低的群体，他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方式很单一，他们没有机会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在闲暇时间，互联网就更不用提了，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根据调查显示，他们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报刊杂志，最少的是互联网，其余三项所占比重适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沉思，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个弱势群体了解到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据调查可见应该在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同时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活动，真正做到“服务于群众”。
2、法律援助的知晓度
在调查的人中我们统计到有69.4%的人听说过法律援助，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对法律援助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100位调查对象中，仅有6位（5.4%）正确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内容。
三、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结合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为此，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突出强调重点。
由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在维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而是维权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相关部门有重点地加大关于维权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够证明与雇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结算单等有效证据，同时要求在书面证据上记载“劳动量”、“应付工资”等必要内容。其次，要向农民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向农民工解释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和诉讼风险。使得农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赢官司。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农民工突出的困难。
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援助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帮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难后，再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三）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