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节论文（精选3篇）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
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
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
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
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钱颐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斗，一步一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指出，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成为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指出，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始终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青年要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按照提出的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希望当代青年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努力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勤奋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勇于开拓创新，努力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积极推动者;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践行者，不断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一、引言
关于设计学科(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的现代化问题，建筑学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了。但在景观或者说风景园林方面的，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也难怪，生在今日的中国，做一名景观设计师是幸运又痛苦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以往几代人都没有的实践机会：痛苦的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在混乱的学科定位面前，在如过江之鲫的流派、风格。理论面前，我们又很难把握。思考的高度、时间和深度都局限着理论的总结。但笔者深信，立足本土，扩大视野，站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早日实现设计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五四”开始，之后，华夏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五四”精神，关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追怀。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体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的现代化。80多年前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的设计学还在痛苦的草创之中，在现代建筑被动输入的情况下，一切还处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这“铁屋中的呐喊”过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们才浮出水面，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时间的阴差阳错、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选择丁多种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继承传统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国的现代建筑，还有一些人则开创性地整理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无疑这些工作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正是先辈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设计学科的成就和发展。
85年过去了，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成就巨大，但也应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中国园林，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成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文化及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本身是现代设计学的重要精神)。有理由相信，真正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而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
二、设计学科的大视野，当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传统上，设计行业是不喜欢有人谈时代背景、谈理论的。我们习惯的是一上来就画，就展示一点徒手能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好的图画”，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张饱经沧桑的纸张，我们仅仅有一点工程师的知识、有一点美术功底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陈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让建筑师变成描图机器，是呼吁回到设计学科本身的话，在设计人员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种大的。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
那么，对于设计学科来说，这样的大视野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和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欧洲的原本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它促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理性与人性的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类似意义上的“文艺复兴”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欧洲独裁主义者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以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设计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其它学科和文化领域所不能替代的。
1.第一大危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冶资源，体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说景观是让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20xx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鲜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5020xx年了，人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康熙乾隆，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没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xx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冶的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我们当然要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现代中国人，准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晨重要的动因。两次***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敞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代发展列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次凸显在中国知识界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反映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给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当代中国设计师应效力于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绝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和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寸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彼得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厂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彼德广场，成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代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10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百年的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d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
2.第二大危机：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20xx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邀游太空，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的稀缺。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厂枝叶的诅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它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身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柱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喜鹊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据研究，在未来近10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7%达到65%。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以北京1984年和20xx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城，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患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
三、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墟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厂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日5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巳脱离昔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而许多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找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5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只要认真考察，便不难发现，这种“拆旧建新”恰恰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的封建大一同。非理性、非科学、非民主的反映。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景观建设的危机感，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与交流的机会。一部《城记》、生动地反映了那一代杰出设计学家所经历的可歌可泣的遭遇。
第三，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没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设计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中国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广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城市中我们看到很多现代的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们绝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们没有现代建筑精神，它们只有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足封建土大大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现，重拾士大夫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经过20多年，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城市和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入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1)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国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2)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 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为之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四、结语
早在40多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学生就发出了《我们要现代建筑》的呼吁，可惜时代的错误却让他们怀壁其罪。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还他们以公正，“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曾是他们的出发点，景观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也是景观和城市特色的源泉。设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无疑是中国现代设技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艰巨而令人激动的任务。
最后，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一个设计是否是现代的、或者是否具有创新意义的，在当代中国的最终评价标准就看它在面对中国当代两大危机面前是否经得起检验，即它能否彰显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能否改善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